拿了绿卡,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和环境,有的人在新的土地上重新奋斗,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有的人却因为不适应而选择回来。有的人收获多多,有的人满怀痛苦。移民的滋味多种多样。
本版摄影:孙雪霁 薛耀先
她在异国撑起一片天空
凌寒
一日和朋友在餐厅吃饭,突然朋友冲着窗外兴奋地大喊:“xxx,快进来一起吃饭。”我见窗外一个落魄的中年男人,穿着打扮和乞丐差不多,面部表情很尴尬,讪讪地说:“我已经吃过饭了,还有点事,先走了。”
我奇怪地问朋友:“这是谁呀?怎么上海还有这么穷的人?”
朋友笑着回答:“人家可是海归派哟,从澳大利亚回来。”
我顷刻明白了,原来是一个想在国外谋求出路,却处处碰壁,迫不得已回到祖国,却依然处处碰壁的人,几番折腾,已是倾家荡产。这番沧桑,已被他的外表表现得一览无遗了。朋友马上证实了我的猜测。由这个人我突然想到了我先生的姐姐。1989年出国潮的时候,先生的姐夫放弃国内的工作,来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先生的姐姐独自在上海一边辛苦上班,一边拉扯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六年后,先生的姐姐终于也拿到签证,可以带着已经上小学的女儿到大洋彼岸和丈夫团聚了。
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见到久违的丈夫,却发现理想的破灭。一家三口再次白手起家,居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天靠打工赚一点微薄的工资,因为语言不通,他们的收入都非常低。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先生的姐姐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办法,要想发家致富,靠打工是不行的。于是她打越洋电话向父母和兄弟借了几十万元钱,开了一家小超市,一年下来,就赚了60万人民币。有了钱,他们买了房子,还开了一家清洗公司,清洗公司的生意非常兴隆。钱越赚越多,他们在墨尔本的富人区买了一栋价值一千万人民币的别墅,原来的小别墅租了出去。先生的姐姐终于如愿以偿脱贫致富,走进了富人的行列。
十年艰辛,换来满兜的钞票,但也早早换来满头的白发。我既不赞同先生的姐姐为了发家致富而丧失了做人的乐趣,每天披星戴月,除了拼命赚钱没有一点自己享受的空间;也不赞同那些落魄归来的游子,因为不肯付出劳动而搞得身无分文。不过先生的姐姐能在澳洲撑起这样一片富有的天空,还是让我十分敬佩她,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放弃绿卡
打道回沪
小灯
公司里出了个爆炸性新闻,2年前辞职移民美国的阿贸打道回沪了,听说,他回到上海第一天就到老单位报到,向总经理递上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的申请。
记得两年前阿贸辞职去美国时,那可叫风光。阿贸是我们公司小车班的负责人,虽说文凭只有中专,技术只会开车,但他在公司绝对比我们科长牛。“司机”有时能顶“书记”。人们要办个事,部门要搞活动都得求他派车或在大领导面前递个信,传个话。阿贸的妻子比他学历高,结婚两年就去美国,没两年就拿到了绿卡。阿贸靠妻子出国,亲朋好友及同事们都说他眼光灵,运道好。
神情疲惫的阿贸出现时,我们大吃一惊,别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阿贸混得不好。妻子在机场就向阿贸摊牌:她已经和外国人同居了。这次帮阿贸办绿卡、租房子、买飞机票的钱都是妻子的男友支付的,条件是:阿贸必须马上与妻子办离婚手续。异国他乡,不懂英文的阿贸像大傻瓜一个,只能听从妻子的摆布。最后妻子把他领到一家餐馆,告诉他,不懂外语,只能干洗碗工的活。妻子说,她算是有良心的,帮前夫办好绿卡,还安排好吃住,算是尽到责任啦。做完这一切后,妻子就蒸发了。
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阿贸从来没有吃过苦,此刻在美国变成了哑巴,变成了苦力,他差点要发疯!因为语言不通,有一次阿贸挨了上司的耳光也伸不了冤。在国内语言流畅的阿贸不知中了什么邪,在外呆了近两年,外语就是不行,见人只能结结巴巴讲几个常用单词再加上肢体语言,而对方讲的他一概听不懂,这样的处境,在美国只能受穷,穷到没有回国的路费。为了不想饿死在异国,最后阿贸通过中国领事馆的帮助,才算回到上海老家。“我还算聪明,上海的老房子没有卖掉,否则我就彻底完蛋了。”说到这点,阿贸的脸色总算有所好转。
后来,阿贸的申请没有批准。不久,我在马路上见到西装笔挺的阿贸,他神气地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靠《新民晚报》的招聘广告我找到了新工作,还是掌握方向盘。在上海滩,阿拉还是搞得定的。”
“大少爷”
打短工
蓓蓓
“倪家大少爷”是我们与外语老师开玩笑时给他封的。倪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52岁申请提早退休,搞起民间办学,早早在家过上饭来张口,吃用不愁,自由自在的生活。今年2月,倪老师夫妇俩拿到了移民证。倪老师的儿子媳妇前两年已经在美国定居了,这样一来,全家可以在美国团圆了。
倪老师会在网上每天发一篇“旅美杂感”,一大群上海朋友通过他的文章知晓他所经历的一切。最令大家惊讶的是:63岁的老师很快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报酬还能抵得上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硕士生。打工纯属是碰巧。一天,老师与师母去附近逛商场,发现一家商店在招工,要求应聘者只要能提得起十磅内的重物就可以参加面试。在美国,老师觉得生活单调,没有社交圈很痛苦,有近距离接触美国社会、美国人的机会就想去试试。老师拿到一张申请表,在表格上,他突出两点:一是有5年制的本科学历和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二是有5年从事商业工作的经历,在上海的一家百货商店干过。和国内不同的是,申请表只要求在“年龄超过25岁”这一栏打勾就成。在招工面试时,考官也不问应聘者的年龄。
这份工作每天只要干半天,主要是整理仓库,做好商品上货架前的检验,在商品上贴上尺寸标签,系上防盗感应器等,每小时的报酬是7.5美元。我们觉得老师家不缺钱,何必老了反倒去异国干体力活。但老师说,体力活很轻,而且都是在背景音乐声中干活,半天中还有15分钟的休息,不觉累,收获多。
近日,老师又告诉我们一个喜讯,他家附近的福尔森图书馆邀请他参加一个以介绍中国为主题的系列演讲会。老师的演讲题目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老师的学识被美国社会认可,还受到尊重,我们为他感到高兴。师母在美国操持家务,闲来自己做做各色中国点心,她包的上海粽子受到华人朋友的交口称赞,有朋友提议她在那边开一个粽子铺,为此事,在网上还引起我们大家的一场议论……
我们问老师还准备回国吗?老师说,凉亭虽好,不是养老之地,度晚年还是回上海!
顶三个
日本人脑袋
吴毓
我清楚地记得,弟弟在日本软件公司任IT工程师,他的顶头上司似调侃也算赞扬,说弟弟的一个脑袋可顶日本人的三个脑袋。弟弟以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努力精神实实地为中国人争了口气。
80年代初弟弟拿到硕士学位又到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留在了日本,做了近十年软件开发工程师,以顶三个日本人的脑袋颇得上司赏识、获得永久聘任的弟弟,却果断结束了仰人鼻息的打工生涯,筹资开了网络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二十多年,弟弟从一个留学生到打工者再到自己像模像样做老板,一路风雨兼程换来了今天事业上的艳阳天。而今弟弟不论在外观还是气质上都异化成一个地道的新日本人。一副黑边框眼镜,微微谢顶,凸现了特别光亮发达的前额。
弟弟严谨,勤奋,认真,低调,节俭,还不多不少沾染了一点日本大男人主义习性,不谙家务。生活上也完全融入了日本大都市的现代节奏,习惯夜生活,夜晚必在凌晨一点才入睡。饮食上也基本日式口味。那年去弟弟家探亲,我特地上灶要为他们做几个家常菜,可找遍厨房上下没有铁锅铲子,弟媳递给了我一双特长木筷,也许他们较少开伙仓,也许他们习惯了日本人汤撩蘸酱的食蔬法,我不知哪有买锅铲的,只好用弟媳的两根长木筷在那平底锅里搅来拌去,每次炒上几个热炒,我的手指都累得抽筋。但却尝到了弟媳麻利地炮制的正宗日本口味,也领略了弟媳日本家庭主妇式的精致而讲究到繁缛的做事态度。
在日本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都市站稳脚跟并非易事,尤其从事的高尖端IT行业,更新迅速,拼的是脑力,弟弟不仅具备认真与坚韧的搏劲,还是典型的工作狂,事业是他的生活主旋律。和所有日本老总一样,弟弟身先士卒,和员工同甘共苦,一起工作加班或娱乐。从事网络开发,清一色年轻员工,每年弟弟携带着全体员工出外旅行。
栖居东京的弟弟,除了会汉语和祖籍中国,其他方方面面都已是日式版本。来到上海,会感冒,会发皮疹。但无论如何,叶落总归根,弟弟的心总是向着祖国连着祖国,剪不断的丝丝缕缕血缘亲情,乡思乡恋牵动着游子的心。弟弟亦已在上海投资开发了网络连锁公司,希翼在国内有进一步的良好发展,说得堂皇一点也为报效祖国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