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如今可以听到全国各地的话。新移民带来新语言,生活的区域与内涵变大。而上海话,也同时被非上海人学习着。那些听到乡音的欣喜,那些可以“乱真”的本地话,那些标准普通话之后对其的猜测,都是有趣的。语言的融合当然是文化的渗透。碰撞对发展是好事。
沪语大练习
夏雯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在来上海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沪语。那时一位在上海呆了很多年的朋友告诫我:沪语十分重要,如果想要在上海生活工作,必须一定以及肯定要学会上海话。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我来到了上海,开始了我的沪语学习历程。
来到上海第一天。寝室里的上海同学给妈妈打电话,我只听懂了一个词‘系主任“——因为她讲这三个字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缠着她恶补了一晚上海话,但还是一个音都发不准。初步尝到了沪语的厉害。
第五天。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两个本地人在一起,就一定会讲上海话。最头痛的是上海的老师在讲课讲到激动之时总会讲上几句上海话。以至于我听课听到兴头上却不知所云。想去大卖场?那里面尽是本地人,耳边全是上海话。我就像置身国外,十分无助。
十五天。乘车时站在门口,一位阿姨对我说“午去哇?”,见我没有反应,又用普通话讲了一遍“下车吗?”从此深刻记牢了这个词。
一个月。尝试听一些电台的沪语节目,渐渐对上海话有了感觉。虽然还是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但是已经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在讲普通话的时候开始强迫自己去掉“儿话音”。
六个月。过年给家人用上海话拜年:“新尼夸咯”……
一年。学会了上海话讲的儿歌:侬姓啥,吾姓王;啥个王,草头黄;啥个草,青草……兴奋得天天“冈”(讲)给同学听。发音“标准”到让北方来的同学竖大拇指,却令本地同学哭笑不得。
两年。沪语听力达到准高级水平。偶尔也说两句,自我感觉不错,幻想自己有超强的语言天赋。直到有一天在地铁里听到一位老外在讲流利的上海话,顿时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从此知道天外有天学海无涯,我的沪语练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平常在学校里面接触上海话的机会不多,所以很多外地同学尤其是北方同学仍听不懂上海话。回顾我学沪语的历程,最重要的大概不是我的天赋,而是积极接纳上海话的心态。我从未主动把沪语跟地区文化挂钩,也不去想隐藏在其背后的排外情绪。对我来说,掌握一门韵律感很强的语言是一种享受。
永爱乡音
玄糖
我出生在南京,自幼喝南京水吃南京米说南京话,是不折不扣的南京人。临近而立之年却随夫来上海工作。于是改成喝上海水吃上海米说普通话。
由于家教良好,所以我说的普通话里几乎听不出故乡的口音,被人问出祖籍,每每收获一句赞美:侬个普通闲话讲得介好。心中窃喜的同时也释怀了小时候被老妈逼着说普通话时所挨的那些打。
南京和上海之间也就是四百多公里的距离,但它们的方言却差得很远。南京话接近普通话,是变了调的普通话,不难懂,说快了也不难懂。曾经有位女友嫁了个美国佬,我神气地用南京话问女友:他多大?结果是那个美国佬回答我:年龄不是问题。爱情没有距离。我崇敬地望着那个将近两米的老外苦笑。
南京话上不得台面,在电视上听尤其刺耳。那种味道和亲切怕只有生在这城市里的人才能体会。有阵子网络上流传过一个用南京话制作的flash。我看的时候自己笑得五官乱跑,身边的上海同事却不知所云。待我挨个儿逐句地解释给他们听了之后,伊拉摔我一句:这有什么好笑的啦。
记得刚来上海的时候想家想得不行,突然就在地铁上听见身边一个男的接电话用的是标准南京话,那敢情,非得用上这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每次坐火车回去,我可以在几十个人的车厢里准确迅速地捕捉到说南京话的人。那音调那口气那架势,让我又爱又恨。爱的是那份割舍不掉的归属感,恨的是南京话的土气匪气和俗气。尤其女孩子说起来,简直感觉凶神恶煞。
现在有了动车组,两个小时的旅程更是来去自如。常常中午还和父母一起吃饭,傍晚就在上海的家里品茶赏花了。场景切换有如电脑游戏,于是害我总会生出些许幻觉。在菜场和超市买东西时会突然冒出南京话,直到对方愣愣地看我,我才知道我正踩在上海的土地上。我只好装腔作势地说着我的普通话,冷冰冰地接过买好的东西。
那时候我总觉得那不是我,是另一个我在一个布景里表演。我不相信方言会有这样巨大的力量,或许只是我比较脆弱而敏感。
但打电话给老妈的时候我还是鼻子酸了,我的情感,最真实的最热烈的那些情感原来还是藏在我的南京话里。它们是我存在的唯一证明和依赖。
无可替代的韵味
杨云棠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放了一个宁波乡情浓郁的纪录片,它是说在上海开埠乃至建国前后这段时间里,宁波人在上海经济领域开拓创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片子里,我十分亲切地听到宁波男孩女孩用直骨铁硬宁波话朗诵的儿歌。父母去世以后,我已很少听到乡音宁波话了。男孩女孩的乡音勾起了我对父母生前宁波话的回忆,于是,就想对宁波话有一番议论。
宁波的口语就很有文学性,在称赞一个人时,先从刻画人物的外貌着手。譬如,我们常听母亲这样赞美邻家小孩:“这个小囡生得大面大德,福气蛮好”。“大面大德”:大面,即大脸盘;大德,即良好德行。又如:宁波话“大头梅瘦”,其他地方的人是听不懂的。什么意思?头大身子小。本义为一种在梅季成汛的头大身子小的小海鱼。梅瘦,梅鱼。宁波话这样说:“这小囡只吃饭不生肉,养得像大头梅瘦介。”再如,宁波话称身体孱弱多病,或脸色发黄的人为“生病黄鱼”。它不是指黄鱼生病而是指人的脸色像黄鱼一样黄。再如:烂眼结格,形容形貌丑陋;形容瘪嘴巴的人为瘪嘴瘪得。宁波口语刻画人物外貌十分到位,非常逼真。
人们常说宁波话直骨铁硬,直到转不过弯来。其实不然,宁波话中也有刚中带柔的。例如:量大福大。心胸开阔的人福气大。母亲在替人家劝相骂时,会这样说:某某阿嫂,算了算了,量大福大。这就是劝人自我心理调节,这不仅不直,而且要弯道多多,才能作好自我心理调节的呀!
宁波话十分夸张。例如:乱话三千。有时,我在回答母亲问话,回答错了,母亲会说:“乱话三千。”明明是一句错话,却要说三千。
宁波话十分形象。例如:“七冲八跌”,“额角头锃亮”,“眼孔浅”等词,都生动、形象、逼真地形容人的某一行为。又如:见花拗花。比喻贪色之徒的行径,倒也传神。
宁波话十分概括。例如:三话两句:简单说一下。母亲常会说:“事体交关复杂,三话两句也讲勿清楚。”又如:四亲八眷,形容亲眷众多。母亲会说:四亲八眷都得一一照顾到。母亲讲过的宁波话有许许多多,一生讲了92年。
一种语言,各自表述
刘运辉
方言的娱乐功能被过度开发之后,人们对夸张、做作的这种腔那种调总有几分流连忘返。由此,似乎一种方言形式就为另一种方言形式提供了娱乐与消费的权利和理由,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总要有这样的几个插曲——没有方言的伴奏就没有办法制造快乐。
这个移民城市的各个角落,语言成为了“卤水大拼盘”,哪里的话都会落到你的耳朵里一点。如此,有个鲜亮的词叫“海纳百川”。当然,表面上,有一种舆论倾向,政府号召:“请讲普通话!”而暗地里,不少外来者在发奋地学习上海话,这叫更好地融入这个城市。于是,上海人的普通话与外地人的上海话,在“夹生”中形成了新的语言面目:上海话变得不怎么正宗了,普通话也苏浙味起来。“南腔北调”与“北韵南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在说同样的话。
自然,同种方言的对话有一种天然的融合,就如同烟民之间发根烟点燃再说话,酒民之间倒上杯酒品口再聊天一般,手法上初级了点,但这是广为认同的生活形式。
南来北往,西风东渐的不只是口音,鲜明的更是口味。洋泾浜也是一种学习,只是学习得不够深入罢了。
北方话在这个城市里的各自表现,有两种很能说明问题:
比如东北话,在这个城市里运用得多少有些夸张:不论走到哪家东北餐馆,服务员一色着大红花被面做成的衣服,上来就是“大哥大姐”地猛叫一通,然后朝内高喊:“咱家来客啦!”好家伙,亲热得就像几十辈子的世交一般。东北餐馆把东北话也当成了一道热菜,“热气腾腾”地端来端去,夸张得有点无厘头,让真正的东北话多少有些汗颜吧?
而同样身为北方方言语系的四川话,倒是低调了不少。你走进这个城市的大小川菜馆,那里会用四川话来招揽生意么?不会的。除非你讲四川话,人家才答你四川话。为什么呢?是四川话难懂么?好像也不比东北话难懂。关键是,人家不屑于用方言这样的噱头来说事儿。
仔细想来,东北菜有名的就那么几道,而川菜呢,名菜太多了。说到底,川菜有更多的“核心技术”,人家是在口味上下工夫,不需要在口音上做表面文章。
当然,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想想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在找外地小保姆带孩子的时候,总不忘听听小保姆的普通话讲得怎么样,如果讲得不好,将来把孩子带出了安徽口音、江苏口音或者山东口音,那可是万万不可的。 本版摄影:董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