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尧先生灵堂归来，我久久地摩娑着他的遗著《唐诗三百首新注》：浅蓝底色，深蓝图案的封面，是如此的素雅，一似先生的为人，恂恂然，蔼蔼然。然而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本看来不起眼的小书，竟不胫而走，二十余年间，境内境外，一刷再刷，累计印数已近三百万之巨。这在古典文学读本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说性尧先生这本书“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决不为过。我算是个研治唐诗的学者，而案头，这本小书一直与许多艰深的理论著作并列。数年前，我曾为此书的图文版作过一序，有云：“注家析诗，贵在发明；是编之可贵，更要在四通：博取诸家之长,斟酌取舍,辩难解疑,每有创获，一通也；深切诗法诗理，要而不繁，一语破的，精采顿现，二通也；谙熟诗史流变，征引得宜，先后映发，左右逢源，三通也；明乎诗为心声，以心印心，以情会情，悬解独照，四通也。四通之中尤以后者为最高境界。”是的，在博闻强识，精通诗歌文章学及其流变基础上的以心印心，以情会情，是此编的显著长处。

　　先生是位至情的长者。熟悉他杂文的读者，一定忘不了他对“史无前例”中逝去的同好友朋，夫人长女的真情追忆，我曾叹为“天下之至文”：没有怒吼，没有痛詈，没有惊世骇俗的论议；然而看似平淡的字里行间，却汩汩潜涌着一种蚀骨侵魄、深深长长的哀思。这应当就是所谓“怨而不怒”吧，无怪乎先生对以同样“怨而不怒”为选录宗旨的《三百首》各选篇的评述，有如此多恰如其分的心解——从语言艺术到情感世界。当前书坛，以人生体悟来解读古典的风气大盛，这自然是好事，然而如果能借鉴一下先生之四通、之至情，相信可以“更上一层楼”。

　　先生常常念叨，我与他含屈而亡的长女正好同岁。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由于这层因缘，也就较其他同事多了一层亲近感。有时我去看望老人家，倒并非一定有所请益，而是我感到，先生见我，总有种似乎宽慰的眼神。然而可痛的是，先生临终前，我竟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尤其是听到先生次女文男说，前些日子，先生还问起“昌平最近怎样了”，我更心如刀绞。我深悔自己因委顿于突来的病况，将前去看望先生的时间推后了两天。今天本是我兴许能给先生一点安慰的日子，然而现在，我只能在灵堂前，献上一捧无言的白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