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同志亲自撰写的个人传记《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叙了黄华独特而丰富的革命工作经历和外交实践，生动翔实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细节，既有对外交工作的体会，也有对重大事件的感想和思考。本报今起首家节选连载。

　　1.周总理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

　　1969年7月，我自开罗回国后即参加使馆的回国同志编组的“文革”学习班，不久，获得了“解放”。此时因为有情报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林彪发出第一个号令，要中央各机关大批人员疏散到其他省份。外交部军代表命令我家的老人孩子离开北京。军代表认为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长期养尊处优，令我去湖北钟祥的干校——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锻炼，我的妻子何理良在半年前即已去江西干校。我的岳母在捆扎行李时腰病发作，不能行动，经请准，由我一人下放到干校，家属留在北京。

　　我于11月份到达沙洋，在半年里，干过不少工种，如种棉花、花生和插秧，还曾站在一头搭在高大的船舷上，另一头搭在码头上摇摇晃晃的木板条上，向岸上传递红砖等。有一次，我的腰椎间盘错位急性发作，疼痛难忍，躺了几天。腰病稍好后，干校领导让我去干点轻活。我们白天劳动，每隔几天，晚上要轮流到校部值夜班。没想到，湖北冬天夜里的气温也会下降到零下。我从北京带来的布面貉绒皮猴很受班里夜间站岗战友的欢迎。作为一名老外交干部多年工作在国外，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到农村，到五七干校与同志们一起劳动锻炼，接触基层社会。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我是第一个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干部。钟祥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会被陆续调回北京工作，都非常高兴。我们班里的同志为我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这时何理良也被从江西上高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我们和老岳母以及子女黄玫、黄宾和黄峥在北京团聚，很是开心。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我正要去加纳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我在非洲，更没有机会同他见面。现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40年交情的老友。

　　当然，这还不是我个人感情的事。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访华，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60年他来中国，花了5个月的时间访问了14个省，16个主要城市，寻访他旧时留下的足迹，观察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他在此书开篇引用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一段话：“有一种奇怪的法律，竟以河为界!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可笑呢……”斯诺的这段引语明显是讽刺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撤掉横在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在他这次访华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分别同他长谈了两次。毛主席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还说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波多马克河游泳。周总理对他谈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解释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原则，实际上提出了10年后他同尼克松总统谈判中美关系的框架。

　　1964年斯诺到中国的前几天，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周总理在斯诺抵达北京后很快见了他，给他看中国原子弹爆炸的12幅照片。斯诺说他可以立即回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斯诺高兴地开玩笑说，你们真是拿了一手好牌，一个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Q（指来访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现在又打出一张A（原子弹）。之后，他把这些照片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立即轰动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