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之后，我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断代中哲史课程。

　　一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转来，他是建国后复旦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外国留学生。

　　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特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讲，他一字一句地译记。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整整花了二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我与他从不通信息，“文革”期间工宣队还专为此审讯我一番。20年后的1980年，我突然接学校外办通知，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他要求来复旦看望我。见面时他热情地与我拥抱，说：“我以为您已不在人世，一直担心着……”后来我才知道，他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现俄中友协主席）、科学院通讯院士，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顾问。临别时，他悄悄对我说：“两国和好时，一定请您来苏联做客！”

　　1989年12月中旬，应季塔连科之邀，去莫斯科作学术访问。到莫斯科机场已是半夜。

　　季塔连科到我住处，商量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俄文版），聘请我为该书顾问，审阅有关条目（该书1994年由俄国远东研究所出版）。他虽身居高官，但颇重旧谊，逢人便介绍“这位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

　　由前苏联而为俄罗斯后，季塔连科一切如常，现仍任俄中友协主席，近十年来前后三次访复旦。2000年初，他为我一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墨学研究》的出版写序。序中说“墨子的‘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季塔连科身为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将墨子精神贯彻到了外交实践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