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斯诺的访华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起了有益的作用

　　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求援，写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6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立即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陪同他们去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我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我赶到斯诺家，他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我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我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现在听他这样说，我既感动，又心酸！我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我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是报春的燕子，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我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望着两个即将失去慈父的孩子，我心里很难过，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那儿是你们父亲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热爱你们的父亲，也热爱你们。”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6天，中国的春节，斯诺与世长辞。4天以后，在日内瓦的追悼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宣读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宋庆龄的唁电。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几千人的追悼会，悼念斯诺。我出席了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并讲了话。

　　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1973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洛伊斯·斯诺带着女儿和妹妹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大理石墓碑上的碑文是叶剑英元帅书写的。一年后，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他的朋友戴蒙德大夫和夫人玛丽以及罗申大夫和夫人海伦在岸上的一块暗红色大石上刻着E、S两个字母作为墓碑。

　　在斯诺1970年访华前和访华期间，中美关系正在酝酿着变化。这与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有关。斯诺的访华，则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起了有益的作用。

　　当时，美国深陷侵越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被动。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边境多次发生苏方挑衅行动，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一次军事冲突。准备参加总统竞选的尼克松，在1967年10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南后的亚洲》一文，第一次提出不能永远与中共隔离的看法；在第二年的竞选中又对记者说：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国，必须经常寻求机会与之谈判，如同与苏联谈判一样。这年冬天，毛主席很有兴趣地看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和专家认为尼克松可能当选的分析，还看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一书。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可做的事情不多，准备在对外政策上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