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到今年已30周年。30年来，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人才3600万。恢复高考的决策者是邓小平,但这个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现选登2007年第8期《纵横》“1977：亲历恢复高考决策”一文，供读者了解。

　　曹景行（凤凰卫视主持人）：我是1978级的中国大学生。30年前，我在安徽的黄山茶林场下乡已快10年，我在那边结了婚，成了家，生了孩子。我以为我的人生就将这样继续下去。然而，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刘道玉（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人心大快。同时大家也盼望，能够拨乱反正，澄清“文革”在教育战线上的许多是非问题。如果不经过这个拨乱反正，教育要想大干快上是无从做起。我也正是在这个背景情况下，被借调到北京来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1977年4月初，刘道玉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12日，他突然接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的一个电话，要他立刻返回总校，说有要事商量。刘道玉马不停蹄从襄阳坐火车赶了回来。

　　刘道玉：回来以后，纪辉告诉我说，教育部来电话，要借你到北京去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听了以后（我）很希望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有顾虑，这会不会是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所以，我当时就跟纪辉书记说，不去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去了以后你负责要把我要回来。他说，那当然。

　　曹景行：就你自己判断，为什么当时教育部要借调您？

　　刘道玉：这个问题我估计跟教育部没有关系。虽然刘西尧（教育部长）是我们的校友，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那么怎么会借到我了？这个事情我也很蹊跷。中央组织部后来就把这问题说白了，为什么要你来？这是我们中央组织部在全国各大学挑选出来的，考虑到你有苏联留学的背景，经历了国际风云的锻炼，立场坚定。这是当时非常强调的。第二，你在大学做党委副书记，做过基层工作，对教育比较熟悉。现在教育是百废待兴，需要懂行的人来参与教育部的领导工作。他就给我交了这个底。

　　1977年4月15日，刘道玉到教育部报到。他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这个简陋的房间成了他日后的会客室和卧室，也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在教育部两年的“临时工”生涯。不过，刘道玉并没有意识到他很快将参与到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重大决策。一个多月以后，刘道玉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随即他前往北京郊县、天津、江苏等地学校调研。

　　刘道玉：调研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四人帮”对全国教育战线，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战线的破坏。大家都说教育是重灾区，重灾区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育战线上有哪些是非需要划清？拨乱反正嘛，什么是乱？什么是正？你必须在乱和正之间划清界限。第三，当前教育战线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第四，今后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如何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这次调研的结果给刘道玉很大的震动。调研归来，6月份教育部党组开会，作为教育部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刘道玉参加了会议。在发言中，刘道玉提到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

　　刘道玉：党组会议研究拨乱反正，我说拨乱反正绝对是要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的，但是拨乱反正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两个基本估计”。如果这个“两个基本估计”不推翻，高等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是无法进行的。为什么说这“两个估计”是一个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广大知识分子、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呢？这“两个基本估计”是谁做出的？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那是“文革”期间召开的。这个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整整108天。当时参加会议的全部是各地的军代表。

　　曹景行：工、军宣团，工、军宣团的代表。

　　刘道玉：都是他们。都住到北京前门饭店里开神仙会。从这108天会议来看就说明了教育战线上思想分歧很大，思想斗争很激烈，认识很难统一，不然怎么开了108天呢？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个基本估计，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也就是说，17年教育是一条黑线，是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17年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个《纪要》是毛主席圈阅的，那可以作为最高指示，是权威文件。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纪要》，所以，“两个基本估计”就成了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一条精神枷锁，不能动弹，什么解放思想，什么教育战线大干快上都谈不上。所以，我在会上说，我是从基层来的，基层的教育状况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我清楚。正是这“两个基本估计”束缚了大家，所以就必须推翻。不推翻没有办法拨乱反正，没有办法解放思想，也没有办法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实现教育大干快上。当时刘西尧下来以后，他说我听了你这个话以后吓了一跳，刘道玉怎么是个冒失鬼？竟敢在会上提出来要推翻“两个基本估计”？他说这是毛主席签阅的文件。就这么一回事。

　　曹景行：那你提出来以后会上有人讨论吗？有人发表看法吗？

　　刘道玉：没有，大家沉默不语，因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既不敢赞同，也不敢反对。

　　刘道玉向来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因此，当他在党组会议上提到只有推翻“两个基本估计”才能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讲了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里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超前的敏感的议题，这也是其他人都避而不谈的原因。让刘道玉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邓小平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这一年7月底，教育部接到中央通知召开科教座谈会，请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选拔15名代表来参加座谈会。

　　曹景行：在筹备这个座谈会的时候，要开成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

　　刘道玉：我们不知道，那时只有邓小平心中有数，没给我们交底，只要求选人，就是要我们选人，也没有说做什么、准备什么时候开会。

　　曹景行：邓小平当时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刘道玉：当时还没有职务，好像。仅仅是中央要他出来，就所谓解放吧，我们都是称小平同志嘛。他受中央的委托来召开这个会议。虽然小平同志当时没有身份，但是反映了教育界、科学界，甚至是全国民众的一种期盼。       刘道玉  口述

　　(编者按：邓小平同志是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中央领导职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