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很快吃到了泛滥的苦果。因为打火机质量快速下降，大量残次品充斥市场，时间不长，外国人不敢来进货了

　　在温州，打火机生产厂家每生产一只打火机只赚几元钱的利润；一弄到国外，每只打火机可以赚上百美元。时间一长，许多人都知道温州的打火机便宜，纷纷跑到这里来进货。据说，1992年前后温州街头到处都是外国人，有的对温州情况不熟悉，所以见人就打听：“你有打火机吗？有多少我要多少。”

　　任何事一旦失控便会泛滥。一时间，一些完全不懂技术的人，拉上几个帮手，买上几台机器，便建起一个打火机厂，一开始家家产品不愁销路。和其他产业一样，温州人很快吃到了泛滥的苦果。因为打火机质量快速下降，大量残次品充斥市场，时间不长，外国人不敢来进货了，连李中方也开始觉得这行没法做下去了。

　　温州“打火机大王”周大虎就是这个时期入行的。

　　1952年，周大虎出生于温州市的一个老干部家庭。1957年父亲打成右派，被下放到了温州乡下的一邮电所。再后来，学校停课，一些同学搞革命去了，周大虎家庭成分不好，成不了红卫兵，家中经济又困难，他便和一帮同乡跑到外面谋生去了。

　　最初，他们来到西安郊区，在那里做钣合金工。当时，这种打工是非法的，粮食又实行统购统销，人家可以给钱，却不能给他们粮票。在陕西，浙江粮票不能用，得用全国粮票。他哪里去搞全国粮票？就跑到商店去看， 什么都需要粮票，唯有柿饼不要，于是他便每天吃柿饼，连吃了一个月。 恰在此时，出事了。一天，当地公安部门包围了他们的住地，将所有民工抓去关押了起来，一个月后遣送返乡。

　　毕竟需要生活，不久周大虎又跑了出去，先后去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直到1976年，才顶替退休的母亲进了邮电局，工作是扛邮包。这在邮电局属于最差的工种了，可周大虎非常珍惜，干活特别卖力，别人扛一包他扛两包，脚步也总比别人快。

　　不久，温州出现了下海潮，当时在温州办企业似乎特别容易，办一个成一个，没几年就成了大老板，就算是混得差一些的，几年间也赚到了在原单位工作一辈子才可能有的收入。即使如此，周大虎也没想过下海。联想自己以前流浪的经历，他有现在这份稳定的工作已经非常知足了。可他没想到，命运又一次将他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1991年，周大虎的妻子黄嫣娴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发放5000元安置费然后下岗。而靠他一个人工作，家庭经济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必须替妻子解决工作；周大虎考察后，觉得做打火机比较好。

　　当时温州的各种生产已经形成了体系，比如打火机，并不是所有厂家都生产整只的打火机，而是有很细的分工，一间厂仅生产一种零件，可分别采购零件然后进行组装。如果搞别的，比如进服装，一间店需要大量的服装来装点、供选，投资太大。

　　在温州做打火机，周大虎是一个晚来者，周大虎打下的成功基础是品牌优势，对于质量他执著得近乎固执

　　于是，就以那5000元的安置费为投资，将40多平方米的住房清出一块场地，开始了打火机生产。黄嫣娴搞组装，周大虎则利用业余时间跑销售。市场一旦形成，制出的打火机不愁销路，利润丰厚。

　　在温州做打火机，周大虎是一个晚来者，此时赚几千万的都有了，他才刚刚起步。相比之下，周大虎打下的成功基础就是品牌优势。

　　当时，温州打火机生产已经风光了好几年，可那些厂商似乎没有想过要创自己的品牌，仍然还处于假冒他人品牌的阶段。周大虎在邮电部门工作多年，对品牌的认识比别人多。尽管建起来的只是个家庭作坊，他也注册了一个商标，叫“虎”。当时有朋友笑话他，你注册这个干吗？交一笔注册费用，得搞工商登记，税务方面也得一笔钱。像你现在这种家庭作坊，可以今天开明天关的，谁管得了你？遇到有人来检查，找关系糊弄一下就行，何必费这个钱？周大虎的想法是，品牌不仅是一种标识，还是一种身份、一种追求。花这个钱，他觉得值。另外，对于质量他执著得近乎固执，哪怕是企业最艰难时他都固守着自己的品牌观念，绝不因任何利益的驱使降低标准。

　　仅仅一年，当初的投资就翻了好几倍。此时周大虎便想，自己在邮电局干一辈子，所拿的工资还没有做打火机一年赚得多。1992年，他从单位辞职了，租下了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这才算正式创业。

　　一年之内出现了几千家打火机生产厂家，也需要大量的工人，有人拉，赚钱又容易，周大虎的那100多个工人全都跑了

　　周大虎创业时，温州的打火机生产商大概有200家左右，这里指的是整件生产商，并不包括那些零件生产商。但到1993年，打火机生产厂家就增加到了3000多家。周大虎曾说：“温州打火机只要10元钱，而日本、韩国生产的打火机要300元至500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说来难以相信，即使你箱子里装的是石头，老外也会将它带走。”按说这正是最好赚钱的时候，周大虎却进入了创业后的艰难期。

　　最初为了房租便宜，他租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为方便管理，他在厂房里隔出了一间阁楼，7平方米大小，一家三口就住在阁楼上。阁楼的空间很低，不可能摆床，他们只好睡在地板上。工厂里不能做饭，他们只好到外面摊上去吃。后来有人总结温州经验，其中有一条叫“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指的就是周大虎。在这个小阁楼里，周大虎整整住了5年。温州的夏天温度高，持续的时间长，住在阁楼是非常辛苦的。

　　这还不算最艰难的，最艰难的在于大好形势下周大虎却走到了破产边缘。因为生产打火机赚钱太容易了，有些商家不顾质量，将打火机拼凑在一起便完事。工人们拿的是计件工资，一讲质量，生产速度就慢，拿的工资便少；如果不讲质量马虎做，每天生产的件数可能多二三倍，工资也就多了二三倍。一年之内出现了几千家打火机生产厂家，也需要大量的工人，有人拉，赚钱又容易，周大虎的那100多个工人全都跑了。

　　周大虎说：“当时，按照我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而那些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则可以做到500个。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计算，所以在我那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当时做一个打火机的利润大概是1元，我即使一分钱不赚，也开不出高工资。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供应商方面。”周大虎所说的供应商，指的是为他生产配件的下游厂家。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产品在周大虎这里过不了关，但到了别人那里轻易就可以拿到钱。为周大虎提供配件，难度大，数量出不来；但如果为别的厂家提供，每天则可以多赚好几倍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