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犹太人一样，14岁少女鲁特卡·拉斯凯尔和母亲、弟弟都在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中丧生。不过，鲁特卡生前将自己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一一记录到日记中。这一日记在沉睡60多年后被重新发现，成为反映纳粹暴行和犹太民族悲惨经历的又一物证，一些人把它称为新《安妮日记》。

　　近日，鲁特卡的同父异母妹妹扎哈瓦通过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获知日记的过程，并首次披露鲁特卡生命的最后时光。

　　“爸爸的另一个女儿”

　　１４岁时，我在家中一张老旧床单下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里有一张两个孩子的黑白照片，女孩大概８岁，很漂亮，还有一个男婴。我觉得那个女孩有点像我，就问爸爸是谁。就这样，爸爸第一次讲述了照片里孩子的故事。他们是鲁特卡和黑纽斯，爸爸和他当时妻子多尔卡的孩子，母女三人都已经在二战大屠杀中死去。

　　鲁特卡死时只有１４岁，和我发现照片时年龄相同，黑纽斯死时只有６岁。爸爸的讲述带给我很大冲击，虽然我以前就知道爸爸的亲属在二战期间死了，但并不知道他曾另有一个家庭。

　　我是个幸运的孩子，尽管父母曾经历大屠杀，但我的成长过程非常健康，没有过去的阴影，一直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被养大。学校里许多孩子的家人或亲戚都死在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曾发生在我们所有人周围。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虽然我对鲁特卡知之甚少，而且只看过她的照片，但我感觉和她近在咫尺，只是没有把她当作自己的姐姐，而是“爸爸的另一个女儿”。

　　在成长过程中，我时常能想起她。当我生下自己的女儿后，我给她起了个和鲁特卡相近的名字：鲁希。爸爸在获知外孙女的名字后笑了，但他从没问我为什么这么做，虽然我知道他很欣赏我这种做法。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３日早晨，也就是我发现那张照片４３年后，我从英格兰出差回来，一个名叫梅纳赫姆·利奥尔的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

　　梅纳赫姆说，他来自波兰小镇本津，两周前，一个女孩在大屠杀期间写下的日记在那里被发现。他说的就是鲁特卡的日记，她后来被人们称作另一个安妮·弗兰克。

　　那天早晨，我才开始了解我的姐姐鲁特卡，一个颇具天赋的美丽女孩。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活下来，她还是希望记录下那段日子，记录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死亡的理解。

　　“４年地狱般的生活”

　　我发现，爸爸的第一个家庭生活在本津，一个人口大约６万的小镇。德国人占领这里后，爸爸一家就被带到犹太人限制区内的一处强征住所，那里的主人是萨平斯卡夫妇，一个非犹太裔波兰家庭。这家的女儿斯坦尼斯瓦娃与鲁特卡成了好朋友，鲁特卡把自己写日记的事告诉了她，她让鲁特卡把日记藏在楼梯里，并说二战结束后她会为鲁特卡保管日记。在保管日记６２年后，斯坦尼斯瓦娃才公开了这个秘密。

　　拿到日记的复印件后，由于不懂波兰语，我马上请人把它翻译成希伯莱语。虽然翻译质量不高，但日记仍然让我流下泪水。它记述了在那样一段黑暗的日子里，一个年轻女孩的痛苦和焦虑。鲁特卡写道，每个人只会死一次，但她不想死去，她希望活下去，即使面对满眼的恐怖。

　　她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生活：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９日 我真的不能接受，已经１９４３年了。在４年地狱般的生活里，每天伴随的都是冰冷、难以压制的厌倦情绪。”

　　“１月２６日 （朋友）米茨卡带回了一大堆消息。有人告诉她，我把头发剪短是为了（男孩）雅内克，穿袜子也是为了他，好像我在乎他似的，这完全是个谎言。”

　　“１月２７日 我拍了照片，希望能拍得好看些……我不太上照，但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很漂亮……我身材修长，有很好看的腿，还有纤细的腰；手也很长，只是指甲有点丑。我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浓密的眉毛、很长的睫毛……”

　　５个月后我到了波兰，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那本日记，那是一本学校用的笔记本。日记让我伤心，但也让我温暖，因为时隔多年后，我终于开始认识我的家人。

　　“一个慢慢等死的人”

　　看过日记后，我曾有那么多问题想问爸爸，不过他１９８９年就去世了。现在，我倒因为他不知道这些而感到欣慰。如果知道了，他或许难以从那些事实中走出来，不会再组建另一个家庭。也许就像安妮·弗兰克的父亲经历的那样，鲁特卡会成为他永远的包袱，让他不愿意再婚，也不会得到更多幸福。

　　鲁特卡在日记里讲述了当时她所亲眼见到的纳粹暴行：

　　“２月５日 绑在我们身上的绳索越来越紧了，我以前还保持的一点点信念已经彻底崩溃。如果上帝存在，他一定不会允许人们被活生生扔进焚化炉，一定不会允许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被人用枪托猛烈砸头，也不会允许人们被装进麻袋中慢慢被毒气毒死。”

　　“２月６日 我内心开始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当我从一个德国人身边经过，心里会禁不住想逃避，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恐惧还是憎恨。我开始想虐待他们，还有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些让他们的宠物狗朝我们汪汪叫的人。我想打他们，把他们狠狠地勒死。”

　　“今天，我又想起了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２日的场景（驱逐本津犹太人到集中营）。我会记录下那一天，这样在若干年后，如果我没有遭到驱逐的话，我会记起它。”

　　“那天非常热，突然间下起了大雨，一直没有停……小孩子们躺在潮湿的草地上，暴雨就在头顶咆哮。警察残忍地殴打孩子们，然后向他们开枪……我逃跑了，心跳得厉害，我从一个小屋子一层的窗口跳了出去，逃过了那些经历。”

　　“啊，我还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我看见一个士兵从一名母亲手中夺走她的孩子，把孩子的脑袋往一根铁杆撞去。孩子的脑浆迸到木头上，母亲看到这一幕都疯了……我写下这些事情，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平静，好像我是生活在一个经历过无数残酷的军队中。我还很年轻，只有１４岁，还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我已经变得如此冷漠。现在，当我看到穿制服的人时会害怕极了，我正在变成一个慢慢等死的人，任何人想到这些都会发疯。”

　　那年４月，爸爸一家人被转移到完全封闭的犹太人区，８月又被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鲁特卡姐弟和他们的妈妈在到达奥斯威辛的２４小时内就被送进毒气室，爸爸被抓去当苦力，后来又为德国人印制钞票。

　　二战最后阶段，在盟军的攻势下，爸爸所在的苦力队伍被送往奥地利一个名叫埃本塞的集中营等待屠杀。后来美国军队来了，德国警卫和士兵没来得及把所有人都杀光就跑了，这就是我父亲幸存下来的原因。

　　他是个很好的父亲，从来没有把我当作鲁特卡。即使我们俩长得很相似，他也从未把我错叫成鲁特卡，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替代品。

　　希望整个世界来读

　　二战结束后，鲁特卡的朋友斯坦尼斯瓦娃回到了她所住的屋子。虽然屋子已被洗劫一空，但那本６０页的日记却仍然藏在楼梯的双层地板缝中，几乎没有损坏。

　　斯坦尼斯瓦娃拿走了日记并保存至今，这些年来，她时常会翻看日记怀念鲁特卡。８０岁那年，斯坦尼斯瓦娃把日记的事情告诉了家人。她的侄子认为，这本日记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应该送给当地博物馆。

　　后来，本津镇一个研究犹太人历史的研究员亚当·道斯基得到了这本日记，他开始寻找鲁特卡家族的幸存者，终于联系到了我。

　　在探寻鲁特卡的生活足迹期间，我遇到了鲁特卡的生前好友琳卡·戈尔德。如今生活在伦敦的戈尔德跟我讲述了她们二战前和在犹太人限制区内的生活，以及她们如何逃过了纳粹在本津的第一次围捕。

　　２００６年５月，我和丈夫阿维格多一起到了本津。我们在本津的街道上感受鲁特卡和她家人留下的足迹，还参观了他们战前以及二战中生活的地方。

　　我打开了那间曾藏着她日记的屋子的楼梯夹板，坐在鲁特卡和斯坦尼斯瓦娃曾促膝谈心的院中长椅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个好奇、美丽又具有天赋的少女如何面对痛苦的终结。

　　我很高兴，我现在终于了解了我的姐姐。她希望整个世界来读她的日记，因为它记录了一个犹太人二战期间在波兰的命运。最重要的是，鲁特卡的日记证明了大屠杀确实发生过，尽管有些人一直企图否认它。生存、呼吸、杀戮，都鲜活地展现在日记的字里行间。　　　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