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俄罗斯“中国年”。俄通社－塔斯社等俄罗斯主流媒体的数十位记者驾车来中国采访，上个月，他们也到了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引起了众多记者的注意：她叫柳德米拉·巴巴斯基娜，今年76岁，可说是目前住在上海的最年长的俄罗斯人了。

　　1．缘起列宁格勒

　　不久前，在上海重庆南路上的一座老式楼房里，记者见到了刚刚庆祝了金婚的柳德米拉和她的丈夫戈宁先生。柳德米拉一头金色的鬈发，尽管岁月在她白皙的皮肤上刻下了印痕，但那双蓝色的眼睛依然清澈，她在连衣裙外披了一件白色外套，气质不凡。戈宁高高的个子，腰板笔直，儒雅和蔼，一点看不出80高龄。他称呼妻子“柳霞”，柳德米拉的爱称。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一片霞光照在河边摇曳的柳树上。

　　他们的故事，要从半个世纪前的列宁格勒说起。列宁格勒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更名的。在柳德米拉和戈宁的心中，这座城市永远叫列宁格勒。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戈宁是其中最早一批的成员。戈宁解放前在上海交大读书，后来因搞地下革命工作暴露了，党组织安排他撤退到苏北根据地。1951年，他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学习。

　　1955年1月，列宁格勒市在沙皇时代的塔芙丽特宫举办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5周年晚会，28岁的戈宁认识了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柳德米拉。晚会上，两位风华正茂的异国青年一见如故。柳德米拉告诉戈宁，她的父亲是名军官，参加过卫国战争。战争后期她和妈妈也去了野战医院，才十三四岁的她像个小护士一样，帮着照顾伤员。父亲随军一直打到波兰、德国，可就在1945年2月，战争即将结束时，牺牲了。因有一段在野战医院的经历，中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学医。

　　柳德米拉的讲述深深打动了戈宁。晚会结束了，俄罗斯有这样的礼仪，如果青年男女是最后一起跳舞的，小伙子要把女孩子送回家。于是，戈宁把柳德米拉送回了家。那天下着大雪，可他们边走边聊，心里暖融融的。分别时，他们约好，过几天在柳德米拉家附近的喷泉河再见面。

　　第一次约会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那天下午，正当戈宁准备赴约，他的导师找他谈话，谈完后已经晚了。戈宁连忙乘车赶去，那里已不见柳德米拉的踪影。戈宁很失望，就在那里转了几圈，不料，柳德米拉突然出现了。原来她先来过这里，等了一会儿不见戈宁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好像有心灵感应，她又出来看看。

　　此后，他们的交往多起来，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不过，当时我国有规定，中国留学生不能和外国人结婚，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份爱悄悄地埋在心底。1955年夏天，戈宁大学毕业。当年7月，柳霞把戈宁送上回国的列车，泪水都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再见面。

　　上天仿佛特别眷顾这对异国情侣。过了几个月，戈宁在北京接到通知，让他回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继续念研究生。当他来到列宁格勒，敲开柳霞的家门时，柳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1956年，又有好消息传来，国家政策改变了，中苏公民之间可以通婚。1957年，柳霞大学毕业，他们在柳霞家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2．为了爱情来到中国

　　1958年，戈宁和柳霞的爱情结晶出生了，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叫阿列克谢。第二年，戈宁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留学生学成必须回国，这是当时一条铁的规定，当然戈宁也没想过留在苏联工作。那时柳霞已是列宁格勒一所医院的医生，不过，既然嫁给戈宁，她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

　　小阿列克谢还只有10个月大。夫妻俩本想带他一起回中国，可是外婆不放心。柳霞的母亲对她说，你到中国人生地不熟，孩子那么小，你们又都要忙工作，还是先放在我这里，等你们一切安顿好再来接儿子。

　　谁知，这一别，他们和儿子从此天各一方。

　　到了北京，国内的生活状况让戈宁大吃一惊，原来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在分配工作之前，他们住在招待所里，由于“内外有别”，柳霞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供应米饭和专门烧的几个菜。但柳霞还是吃不下，到了中国后，她特别想念面包、黄油。戈宁对她说：“这么好的饭菜你还不想吃，我们只能吃窝窝头！”

　　柳霞被安排到友谊宾馆专家招待所当医生，为苏联、罗马尼亚、古巴等外国专家看病，戈宁被分配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他们住在研究院的宿舍里，房间的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做饭用煤炉，柳霞这个洋媳妇根本没见过煤炉，也只得硬着头皮生炉子，眼睛被熏得通红，饭还没做好，炉子倒灭了。这就是柳德米拉来中国后上的第一课。

　　3．上海人叫她“巴医生”

　　1966年，戈宁被调回上海，在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当工程师。经市人事局安排，柳霞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内科当医生。她可能是上世纪60至80年代上海唯一的一名外国大夫。

　　她的姓“巴巴斯基娜”太长了，医院的同事和病人就叫她“巴医生”。尽管她在北京时学会了一点汉语，但坐在门诊室里，病人叽里呱啦的上海话让她晕头转向。她努力学上海话，耐心听病人讲述，开方则用拉丁文，很快胜任了工作。她医术高明，曾治好不少疑难杂症，加上看病仔细、态度好，她诊台前排的队要比别人的长。

　　柳霞的打扮在当时一片“蓝海洋”“灰海洋”中很引人注目，经常引起围观。还有小孩在背后骂她“苏联特务”。时间长了，她在病人中的口碑越来越好。有意思的是，她到杭州、无锡旅游时，也有人跟她打招呼：“你不是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巴医生吗？”

　　从1966年到1989年，柳霞在上海总共工作了23年，她于1986年被评为卢湾区卫生局先进工作者。1992年，她还获得了一份《荣誉证书》，上书：巴巴斯基娜同志从事卫生工作30年，特授予荣誉证书。

　　回上海后，柳霞随丈夫和公婆住在一起，婆婆做饭，这时柳霞已习惯了中国菜，有啥吃啥。当时什么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1斤肉票，外国人有5斤，柳霞都拿出来交给公婆。后来，戈宁去“五七”干校劳动，整整4年，柳霞就一人照顾公婆。婆婆得了老年痴呆症，柳霞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照顾她。婆婆生褥疮，柳霞带药回来，天天给她换药擦洗，直到痊愈。

　　4．儿子是永远的牵挂

　　那些年里，夫妇俩有一个最大的牵挂，就是儿子。到北京后，柳霞曾两次回国看望母亲和儿子，准备等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接他来中国。

　　儿子阿列克谢在列宁格勒与外婆相依为命，柳霞只能寄点钱过去，当时她的工资78元，换成美元寄到苏联，到那里再换成卢布。有时他们也给儿子寄包裹，寄几件漂亮的童装。对儿子的思念，时常折磨着夫妻俩，给儿子写信是交流的唯一方式。但荒谬的是，“文革”期间，戈宁不能给儿子写信，因为他是中国人。信只能由柳霞写，他把要说的话通过柳霞告诉儿子。

　　1966年，儿子7岁，柳霞申请赴苏探亲，但在那段非常时期，她的申请迟迟不被批准。“文革”结束了，她继续申请，还是没有下文，直到1982年，终于得到了批准。

　　柳霞坐了近一个星期的国际列车，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列宁格勒，这时已是1983年元旦的清晨。她按响了门铃。

　　“这是谁啊？哦，是妈妈！”儿子又惊又喜。

　　柳霞把日思夜想的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泪水流了下来。母子重逢这一刻，实在来得太晚了。儿子已经是25岁的大小伙子了。他长得既像妈妈，又像爸爸，高大帅气。令她欣慰的是，阿列克谢“子承母业”，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市急救中心当了一名医生。

　　最令柳霞遗憾的是，含辛茹苦把外孙养大成人的她的老母亲，已经于半年前去世了。此后，儿子每两年来一次上海，还带着媳妇一起来过。柳霞和戈宁也多次去过俄罗斯，还见到了可爱的孙女儿。如今，从上海到圣彼得堡7000公里的距离，不再遥远。

　　5．夫妻俩５０年没红过脸

　　记者问柳霞：您为什么感到幸福？她说：“我为有这样一个丈夫而感到幸福。他为人好，知识渊博，教会我很多东西。他喜欢文学、音乐，还是一位书法家。”

　　戈宁是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在铁路、地铁建设方面作出过不少贡献。他1988年离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了多年，发挥余热。他的书法作品还展出过。离休后，戈宁时常带柳霞出去旅游，两人的晚年生活平静闲适而丰富多彩。

　　他们告诉记者，50年来他们之间没红过脸。他们俩性格都很温和，互相谦让，遇到不同意见，总有一方先沉默。他们珍惜心底的爱。

　　在老人家里，记者看到了一批特别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照片上的柳霞身着漂亮的服装，在花丛中笑得无比灿烂。照片不是着色的，色彩鲜艳而自然，好像新的一样。原来，戈宁当年喜欢摄影，用做幻灯的“反转片”给柳霞拍了许多照片。

　　戈宁很感叹，柳霞跟着他到中国来，作出了很大牺牲。她是独生女，母亲和姨妈对她很娇惯，到了中国，她不仅经历了缺衣少食的三年困难时期，而且和上海人一样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挤公共汽车上班，在家里她又像俄罗斯妇女一样，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同时，她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了一个受病人欢迎的好医生。

　　当年，像柳霞这样和中国留学生结婚后来华的俄罗斯女性，上海共有4位；有两人在大学里教俄语，一人没有工作。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动荡，孩子没有书读，她们都和中国丈夫离婚，回苏联去了。只有柳霞，历经生活的艰辛、政治的风雨，仍忠贞不渝，无怨无悔，将自己的命运和上海这座城市紧紧联在了一起。

　　去年，圣彼得堡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上海，给柳霞颁发了一枚卫国战争勋章。当年列宁格勒遭遇德国法西斯围困，饿死、冻死了100多万人，所有经历了那段极度艰苦岁月的俄罗斯人，都能够获得勋章。故乡没有忘记远在上海的柳德米拉·巴巴斯基娜。    本报记者  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