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豆，青年舞蹈艺术家。在国内外的重大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代表作有古典舞《醉鼓》《秦俑魂》，现代舞《勇气的握手》《椅子》，舞剧《苏武》《闪闪的红星》，以及2000年与音乐大师谭盾先生合作自编自演的《周朝六舞图》等。最近，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豆志飞舞》，本报节选刊载其中部分章节。

　　我彻底被这个节目吸引了

　　许多朋友都是因为观看了中央电视台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的舞蹈《醉鼓》而记住了“黄豆豆”这个名字。确实，因为《醉鼓》，我抓住了一个舞者迈向成功的第一个决定性机遇。

　　1993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著名编导邓林老师奉上级命令来到上海舞蹈学校，为该团在上海舞校受训的学员编排男子独舞《醉鼓》。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经过学校专业楼的长廊，就是从窗口目睹他们排练的那一刹那，我彻底被这个节目吸引了：在由激烈密集的鼓点与高亢嘹亮的唢呐及铿锵有力的人声呐喊共同编织成的音乐伴奏下，一名舞者手捧一面腰鼓在一张八仙桌上尽情狂舞。

　　因为看得太入神，我差点误了自己的上课时间。当天午饭时间，我找了当时的科主任主动要求参加到《醉鼓》排练中，可由于“军队”与“地方”分属不同的机构管理，科主任也不便插手。之后，尽管我希望落空，但只要一有空，我依然会跑到专业楼，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偷看他们排练的情况，甚至有一次在夜自修结束后，偷偷跑到那个教室，捡起他们丢在教室一角的腰鼓，爬上那张八仙桌，凭记忆偷偷模仿他们在排练时做的动作，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终于迎来星期天。我起了个大早，带着班主任老师交给我的15元生活费，乘坐57路公交车到达静安寺附近的邮局，交了押金领过牌号后，排队等待机位给家人打电话（那家邮局是当时离学校最近的可以打长途电话的地方），让母亲通过当时她在空政文工团工作的朋友，为我在编导那儿“疏通一下军民关系”。

　　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一周后，我获准进入“军事管理区”参加《醉鼓》的排练。

　　到厨房“偷”喝酒，寻找“醉”的感觉

　　临排练前的那夜，由于自己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以致整夜未眠。这是我有生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失眠”症状。第二天，我早早活动开全身上下的肌肉与关节，换上全新的练功衣，准备“大战一场”。

　　编导与同学们都到齐了，邓老师打量了全场身材最矮小的我一眼，亲切地道：“你是豆豆吗？我没有时间好好管你，你自己在后面跟着学吧。”以上是我记忆中与著名编导邓林老师第一次会面的全记录。从那天起，在那块无人敢轻易涉足的“军事管理区”的最后一排、最边上的角落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醉鼓》的排练中。尽管开始几天我的表现很糟糕，但我坚信只要自己持之以恒地努力练习、揣摩，总有一天会让编导注意到“貌不惊人”的我。终于，机会来了。某天下午，我按照规定时间到达教室准备排练，可其他同学却迟迟未到，后来才了解到那天是全校的年度学生运动会，一同排练的几位同学均踊跃报名参与，仅剩当时正处于全身心沉迷在无人管理的“自由二度创作”状态中的我，没有对校运动会做出应有的反应。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获得了邓老师赐予的一次“你随便跳给我看看”的宝贵机会。

　　我深知这个机会对我的意义，于是，我毫无保留地“尽情发挥”了一番。当我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回望邓老师时，看到的是他那张冷静依旧的脸与若有所思的眼神。就这样，我和邓老师在四目相视的状态下“冷场了3个8拍半”。终于，邓老师缓缓道：“今天排练就到这儿，你好好过周末吧，我要考虑一下。”之后他离开了排练厅，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愣住了，因为我没有料到自己这番全情投入的表演竟丝毫没有引起编导的一点点注意，甚至连一个简单的评价也没有。当时我觉得自己太没用太失败了。

　　记忆中，那个周末我过得非常痛苦，心里一直在琢磨邓老师临走时说的“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意思？到底要“考虑”什么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该不该继续让我留下来排练的问题？我开始感到害怕了。

　　没想到周一的排练正式开始前，邓老师出人意料地将我由教室的后排换到了前排的位置（这通常是A组演员位置），并用眼神示意我好好学。过了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邓老师那个周末考虑的问题是《醉鼓》这个节目的舞种问题。我想是因为当时自己年纪太小，既调皮又贪玩，很少花心思在舞蹈理论的掌握上，以致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将原本属于“中国民间舞”的剧目理解演绎成了“中国古典舞”。而恰恰是当时我那番“走了样”的表演引起了邓老师对我的注意，并促使导演下定决心改变原先《醉鼓》的舞种趋向。而对于一心想成为A组演员的我来说，那次“随便跳跳”可真是歪打正着。

　　成为A组演员后，我信心倍增，排练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不过邓老师对我的要求也更严格了。其他同学无法完成的动作他要求我必须完成，其他同学可以完成的技术他要求我必须完成得“出彩”。

　　学期快结束时，临行前，邓老师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利用假期休息的这段时间，好好琢磨如何表现好《醉鼓》中的“醉”！

　　于是，那个假期我回到家后，就时常在临睡前戴上耳机，一边听《醉鼓》的音乐，一边细细琢磨编导布置给我的任务：如何表现好“醉”。

　　几周过去了，眼看假期就要结束了，可我的表现依然不能令自己满意。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据传梁山好汉行者武松就是在豪饮过度的情况下醉打蒋门神，始创了“醉拳”。于是，就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深夜，见父母已安然入睡，我壮着胆子，到厨房间“偷”来家中残留的半瓶料酒，一个人躲到小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找感觉，找导演要求的那种“醉”的感觉。

　　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猛然灌下这么多酒的原因，我感到一阵头晕，站起来时脚底下不自觉地“打软”。当时，我估计那就是所谓的“醉”吧，于是就在那种状态下听着音乐，以床为桌，以空酒瓶为鼓，比划了起来。

　　事后，据父母亲回忆：那晚，他们于梦中突闻一声“霹雳”由隔墙传来，速起身前去探知。只见家中犬子着睡衣团坐于床沿，双手各持随身听及料酒瓶，双耳紧塞耳机，仰天而视，目光呆滞，神情实为异常。三人僵持半晌，犬子忽大笑不止，叹：“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导演要求的那种七分醉三分醒的感觉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发现我睡的那张小床，在前夜被我跺断了两根床板。

　　是的，两根床板外加半瓶料酒，那就是我寻找“醉意”所付出的代价。不过，至今为止，我与我的家人依然一致认为：那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