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阿Q是个善讲歪理的人物。为什么要摸小尼姑的头？因为，“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你说我偷了寺庙的萝卜？“你叫它，它要是答应，就是你的”。

　　现实生活中，讲歪理比阿Q更精彩的有的是。当检察官审问贪官汕头市原副市长马红妹为什么家庭所有消费品均以公用品名义报销时，她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这种歪理正如顺口溜所说的：“党是我的妈，国是我的家，没钱找党要，缺啥挖国家。”公家人就要公家养，花公家钱。

　　这种歪理，听了令人啼笑皆非。这种错位，是明显而可笑的。还有一种错位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有碍于领导的尊严，就比较隐蔽。

　　曾听一位朋友讲了一件事。有一位领导干部要作大报告，但听报告的人要讲级别，有的干部没有发到入场券，就感到政治待遇差而怏怏不乐。那位领导的秘书听说后，就开玩笑地说：“没有机会听领导报告也不必太上心，其实报告是我作的，不过由领导来朗读罢了！”一句玩笑话，也道出了些许实情！也许有人认为这个秘书太狂了点，其实有些领导，每次报告必由秘书起草，既不讲观点，也不出思想，更不要说是自己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情况，针对实际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或是在实践—总结—再实践的过程中得出来的观点和思想，写成报告。个别的甚至念秘书起草报告还念豁了边而闹出笑话的！这是领导和秘书身份的错位。

　　看到作家张者的一段回忆，张者记述说：“我的一个学弟很郁闷地告诉我，在毕业时，他曾干了一件‘傻事’。班上一个同学毕业论文完全是抄袭的，他发现后揭发了，结果那同学受到了学校的处罚，没拿到文凭，而同学们把我们那位学弟当成了异类，当成了不光彩的告密者。揭发抄袭者的行为没有受到褒奖，反而成了被鄙弃的异类，人人敬而远之。”这类事也不少：如揭发本单位领导造假账的会计，举报本厂产品偷工减料的技术员，不仅被看成本单位的“叛徒”、“害群之马”、“神经病”，甚至还有受冤屈、进监狱、被劳改的。理想、正义、正直遭遇了潜规则；主持公道，崇尚诚实，揭发错误和犯罪的变成了反面角色。是非颠倒，位置颠倒，这种错位，更令人悲叹！

　　这种种错位情况不同，成因不一。

　　把自己当老子，把人民当子女的，那显然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牧民思想的表现，虽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天皇老子爷的思想已大暴露。五四运动已过去87年，但看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仍然很重。

　　而第二种的错位，也正是反映当前某些干部的作风，就是当官不干事，也根本不想或不会解决问题。什么事到了他们那里就是等因奉此，敷衍了事。躲避矛盾，处事圆滑，周旋于上下之间，凡事不得罪人，以保住自己乌纱为唯一目的。这类干部只能称庸官滑吏，实应属整顿教育之列。这类干部所占比例越大，那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就相应降低，以致逐步失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而第三类错位则是关于社会风气净化和道德重建的沉重话题。我们要呼唤正义，始终坚持呼唤良知。

　　每一种错位，乍看起来，只是一段故事，一个笑话。而这类笑话还能不断演绎下去，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部位出了毛病。而且毛病不轻。假如能像果戈里写《钦差大臣》那样写一二个讽刺剧，也许对这类“错位”现象的纠正，还会有些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