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百家讲坛”，就不会有所谓的“讲坛学者”、“学术明星”。于丹在“百家讲坛”上仅仅讲了七集《论语》、十集《庄子》，却在全国掀起阵阵国学热浪，较之易中天当年的“三国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超女”、“国学奶妈”的封号扑面而来。于丹所到之处也必是前呼后拥，人潮涌动。

　　“我在‘百家讲坛’只讲了十七集，马瑞芳老师讲《聊斋》，还有纪连海、阎崇年讲得都比我多。红不红不是学术涵养能决定的，这里涉及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聊斋》中国有多少人在看呐，《论语》又有多少人在看呐，《论语》是经世的学问，受众面更广些。”于丹认为是经典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使得自己在百家讲坛４００多位主讲人中脱颖而出。

　　“现在总觉得高雅的就曲高和寡，通俗的就一定收视大红。‘百家讲坛’不但高雅也不和寡，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它非纯学术，也非纯娱乐，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找到了平衡，它是第三种状态。就传播来说，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方式比对象重要。”

　　“我是教传播的，传播学是有策略的，电视是什么媒体，是全家收视的，有人聊天，有人翻报纸，有人训孩子的，这种情况下，电视不可能是四平八稳，有情节的东西才可以传播，为什么大家爱看电视，就是因为有悬念，有冲突。”

　　“《论语》摆在那里是微言大义，应该说我的讲法是把这个道理找到一个故事的载体，把它划进今天的生活。就是很多故事的情节在变，人的名称在变，但是道理没有变，就是告诉大家那种仁义，什么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我想圣贤之言是用一句两句唤醒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这说的就是当下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今天，或者是朋友的明天。”

　　书展上海行，于丹收到了不下二十家媒体的访问邀请，她出人意料地予以拒绝。即使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也保持着高度谨慎的态度，与之前在讲坛上谈笑风生、亲切随和的样子判若两人。“面对媒体的我与个人生活中的我完全不一样，我深知媒体所具有的放大作用。”

　　面对今时今日长时间暴露于公众聚焦之下的无奈生活，于丹拒绝谈论有关家庭的一切话题。“需要暴露私生活的那是娱乐明星，我不是娱乐圈里的，我是个学者，学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你暴露得越多，别人的误读越厉害！”

　　“我不爱这种喧嚣，所以我在逐渐减少和外界与媒体的来往，慢慢地淡出。我想做个单纯的大学老师。现在的愿望是尽快逃离媒体关注的漩涡中心，回到学者的身份。”

　　一直绷得很紧的于丹，只有在讲述那个爱诗的年代时才显露出一丝真性情。“我爱雪莱，爱拜伦，也爱顾城舒婷。北岛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性。这个时代，许多人都不读诗了，变得愈发功利，大家都是独生子女，都忙着奋斗，快乐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于丹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多少磨难，她的人生充满着快乐与随性：在大学组织“玩委会”，听罗大佑的歌，看武侠小说，爱上咖啡馆给学生讲课……“我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课堂上讲授专业知识，在‘百家讲坛’讲述国学都是我喜欢的事。”

　　新民周刊 （陈冰 施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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