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6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就是因为父亲开列的名单，使我们三个能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27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赴衡阳，直到晚上11时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10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我们在衡阳住了3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地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18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中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涌出20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地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这批人随即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叶正明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了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三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给妻子打个帮手，协助料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吃些苦头，所以太小了什么都不能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多得到几分慰藉。”

　　叶挺对孩子们说：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

　　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叶正明思绪不绝如缕。他说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他们先是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叶挺被禁锢的原住所。

　　叶正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新家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淳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做幌子的特务）。我们养了一二十只白兔（后来增加到50多只）和十来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座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二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走走，或者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中午有时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去作报告了。午后，我们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大概有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会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和解放区中的事情给我们听。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为什么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武器精锐的敌人，我们知道了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为什么是自愿的，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要拿着枪去捉。”

　　家安顿好后，父亲和叶正明及弟弟、妹妹给母亲写了封信，此后，孩子们每个星期都要写一封给母亲的信寄往桂林，告知他们的近况，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叶正明被送到据说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学，但他自己的感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小共产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舒服过。”

　　比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叶正明感到学校里所教习的那一套非常枯燥乏味。他有时就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讲给同学听。结果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找叶正明，说校长请他去，他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有人把他告发了。

　　“果然，到了校长室，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校长含了一种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来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的含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通知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叶正明对于因不写“悔过书”而受到学校留级的处分，不仅没感到沮丧，反而感到光荣，这还在于他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叶挺对孩子们说：不写“悔过书”是对的，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就要不怕恶势力。

　　叶挺深知，自己的孩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学校里和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一些委屈，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致，但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他绝不可能放弃和改变，所以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就可能继续碰到这样那样的为难冷落。为了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和安慰，每当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叶挺就想尽办法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带孩子们去逛书店到郊外去野游、游泳，让他们感受父爱和大自然的温馨。

　　是父亲吸引了特务们，才使我们顺利地摆脱了监禁

　　叶挺自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作为军事将领，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而当他与组织失去关系后，一方面要忙于生计，一方面又积极地与反蒋的各派力量联络，因此孩子们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身影，却不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长时间地感受父亲的存在。

　　然而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他能经常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而且渐渐明白了许多事理的他，还向父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软禁中的叶挺，对孩子的提问，一一给予了解答。

　　“你们兄妹三人被接到父亲身边后，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光景。但你们又不是在你父亲获释时，才和他一起得到自由的，那你们又是如何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管的呢？”我们继续发问。

　　“大概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四天，我在学校接到了一个走的通知，就回到父亲身边。到了8月28日，父亲就和我们起程前往重庆。送我们的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和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他们甚至还带了一挺轻机关枪。9月14日晚，我们乘坐的船靠在了重庆的一个码头。其实在离开恩施前，父亲就有了让我们先脱离监禁生活的念头。他给每个孩子都塞了一些钱，然后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这次到重庆时天色已晚，特务们不便押送，就安排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安歇。父亲感到机会来了，就悄悄对我们说：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离开这里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找周恩来伯伯。如果有人拦住你们问到哪里去，你们就说是到姨妈家去玩。说完，他还写了纸条掖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清晨起来，还没有动身的迹象，可特务们却不知为何都不见了。叶正明后来猜想他们不是去找上司汇报请示，就是到外边吃饭去了。孩子们看见父亲一个劲地朝他们使眼色，就立即一起跑出了旅店。

　　他们刚刚登上一辆黄包车，就见几个特务朝旅店走来。特务们看见了叶正明兄妹，远远地高声问：“你们干什么去？”他们一面回答说到姨妈家去玩，一面催黄包车夫赶快跑，并许愿会多给他车钱。黄包车夫跑起来，几个特务在后面追。但是他们追了几步就突然停了下来，又返身向旅店跑去。叶正明估计是他们发现叶挺并不在孩子中间，怕叶挺使用了调虎离山计，意识到孩子跑了事小，要是让叶挺没了踪影，他们可真吃罪不起。“是父亲吸引了特务们，才使我们顺利地摆脱了监禁。在我们几个孩子中，只有妹妹扬眉到过曾家岩50号、见过周恩来、邓颖超。经她带着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家岩50号。过了一阵子，我们才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赶上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周恩来他们工作都很紧张忙碌的缘故。”

　　周恩来见到孩子们后，曾批评在曾家岩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汇报情况，否则马上安排营救，或许就能让叶挺早些脱离羁縻。但是，他还是想了一些营救叶挺的措施，例如他要和叶挺一起生活的孩子中年纪最大的叶正明，写一篇文章，记述他们和父亲在恩施监禁地以及被押解到重庆的情况。

　　此刻的叶正明已经16岁了，他很快就把文章写了出来，题目是《我的爸爸叶挺将军》。周恩来看了叶正明写的文章，认为不错。他对叶正明说：“文章现在还不能发表，什么时候发表，要由中央政治局研究定。”这篇完稿于1945年11月2日的文章，直到1946年2月才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文章写出来不久，叶正明、叶华明兄弟就被周恩来安排乘飞机前往延安。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飞机是以叶剑英孩子的名义联系的。临行前，周恩来得知叶家兄弟属于“福”字辈，原来读书时用的名字中都带一个“福”字，叶正明叫叶福麟，叶华明叫叶福恒，便亲自为他们改为“正明”、“华明”。

　　看到了报纸上父母遇难的消息,我们悲伤地哭了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父亲的出狱。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一直等到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所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父母遇难的消息。“我们很悲伤地哭了，但是尽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们父母的遗志……’”

　　第二天，他们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备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流个不停。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

　　“1962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永远地失去了机会。这是最令我惋惜和遗憾的一件事。”

　　（摘自《纵横》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