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纵横中国·广西篇》节目里，主持人胡一虎先生指着我介绍道:“下面我要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的这位嘉宾是——著名出版商彭匈先生。”我听了心里一愣，他怎么这样介绍我呢?实不相瞒，当下我心里还真有点不舒服。下面还有三集要拍，我希望他能够改口。

　　休息的时候我对胡一虎说了我的意见。胡笑笑说，我们的节目是向五大洲的华人播出的，国外或者境外，提到您这样经历的人，多半都说出版商。世界上有一个国际出版商协会，英文简写IPA，美国叫得更直接——书商。看样子他不便改口，我也不再坚持。

　　巧了，那一阵朋友聚会，座中有两位银行的部门经理，寒暄之后，我便顺嘴恭维他们，说:“哟，今天来了两位银行家!”谁知二位不领情，纠正我道:“不对。在中国，没有银行家，只有银行干部。”我听后立刻想起关于出版商的说法，说实话，心里震动不小。

　　显然两位银行干部看问题比我透彻一些。银行家和出版商一样，他随时都有成为百万富翁的可能和破产关门的风险。这跟眼下的我们都不甚搭界。

　　没错，我的确在一家出版社当过头，但是出版社连人带物还有资金，都是国家的而不是我的。对于出版商这个头衔，我还不配。

　　不过，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中国大地上会有自己的银行家。随着中国的绝大部分出版社将要转制为企业，出版商这个国际上通用的称呼也会逐步流行。

　　我参加过不少国际书展，接触过诸多的国外境外出版商。其中不乏业绩煌煌牛气冲天的，也有惨淡经营灰头土脸的，或者早两年还气壮如牛数日不见就已破产了的。

　　商海里营生，有顺风扬帆的日子，难免就有倾覆灭顶的时候。而能够经历大浪的冲刷而岿然不倒，站在金色的彼岸上悠悠然沐浴阳光者，我是十分敬慕的。

　　主持法国午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我五体投地的出版商。午夜出版社的规模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总共还不到十个人，其中经理兼编辑一人，就是兰东先生。秘书兼版权一人，会计一人，出纳兼勤杂一人，发行三人，印制二人。而它的煌煌业绩，则足以让全世界的出版界都引为楷模。光团结在午夜出版社旗下的作者队伍，说出来就能吓人一个趔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劳德·西蒙和加缪，有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此公亦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拒领），有以一部《情人》而誉满全球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以一出《等待戈多》而奠定了荒诞派大师地位的萨缪尔·贝克特，还有声誉卓著的堪称大师级人物的阿拉贡、波伏瓦、格里耶、萨洛特、布托尔、潘热……

　　兰东先生不是慈善家，作为出版商，他还要赚钱。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有眼光的商人，总会找准社会的需求，哪怕这种需求短时之内尚不能浮出水面。从1945年20岁的兰东走进那间远离香榭丽舍大街的巴尔纳·巴里西街的一座古老的房子里，午夜出版社那辉煌的一页就开启了。我一直在想象，那些为世人所瞩目的大牌作家沿着那狭小的楼梯上上下下的情景是何等的令人心旌摇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所在的漓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兰东旗下几乎所有作家的代表作，而我则不太能够得意起来，原因很简单，兰东先生是在那些作家们藉藉无名的时候出版了他们的被主流出版社拒之门外的著作从而使他们名满天下，而我只是在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把他们的成果介绍到中国，区别就在这里。

　　2001年4月9日，热罗姆·兰东先生与世长辞——一个时代结束了——我深深地怀念这位令我心仪的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