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消费经典”的年代，制造噱头似乎正在成为解读经典的首要标准。

　　“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解释都是“偏见”，而任何“偏见”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所以，把李白“解释”成古惑仔，把关羽“解释”成好色男，把诸葛亮“解释”成虚伪男，在“学理”上都具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只有“阶级分析法”一种解释独霸天下，造成了“解释学”死于单调；而现在，正好相反，越是“新奇古怪”的解释越能得到市场的鼓励，一时间又造成了“解释学”死于狂欢——过多过滥的“新奇古怪”的解释正在“劣币驱逐良币”，让“解释”本身变得面目可憎，因此越来越“讨人嫌”。

　　细致地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这些说法都是符合书中“事实”的。但是这种解释却是有失公允的，梁山好汉还有它更主要的进步的一面呢！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反抗腐朽的官府，反抗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不对吗？他们“轻生死，重大义”不值得敬仰吗？他们“劫富”固然肥了己，但也让老百姓得益。

　　周教授所谓的“颠覆性重新诠释”，难道就是只针对梁山好汉的黑暗面来制造“噱头”？就是对其进步的一面不闻不问？这样的解释确实很有“颠覆性”，很符合市场追求新奇的商品逻辑，但是这样的解释陷入了“解释学怪圈”，没有坚持解释的原则，即历史原则(解释人物要带回到人物所在的历史环境中，不能以今人之眼光去随意审判古人)和美学原则(小说是虚构的以“审美”为最高目标的作品)。

　　我们的学者文人们，不仅要对市场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一个开放的社会，绝对应该容忍异端的权利，但是异端也不能过分地“解构”社会、破坏文化。也许，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才是消弭越来越多的因解释经典而生的争议的不二法门；才能保证不把“解释经典”恶搞成“作践经典”。　　中国青年报（刘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