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的老师，姚福申教授找我商谈一部书稿，这是十数年前他研习新闻学并讲授的课程，可能是我搞过副刊、爱好副刊，姚老师选定我参与著述。恭敬不如从命，我们进行了难忘的合作，承蒙友人周小平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襄助、支持，《中国报纸副刊学》终于在今夏如愿出版。

　　研究副刊有许多课题，比如有趣的“副刊与名家”现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报纸不像当今“天女散花”，却涌现“群星灿烂”，一批文化巨匠和著名学者与副刊有不解之缘；报界精英也决不把文化副刊当作可有可无，他们对副刊经营可谓苦心孤诣。

　　《申报·自由谈》是成功一例。这个副刊二十来年，后来篇幅缩到半版，却虎虎生气，色彩绚丽。主编黎烈文是编副刊高手，他倡导言简意赅的杂文，而且兼容并包，甚至“唱对台戏”；那时，绝大多数进步作家的处女作均是副刊首发，是副刊把他们送上文坛；还有不少名家掌厨副刊，出现“名家编副刊”盛况，不少读者冲着副刊而来，副刊成了报纸的招牌。

　　当今报坛“万花争春”，这是好现象，可也异象丛生，比如有的副刊日渐式微，思想空洞，几无大家手笔，有的副刊变着法子致“富”，结果副刊不副，专刊不专，名牌栏目有名无实。

　　副刊不经看，像喝白开水。究竟什么原因？除了社风民情外，恐怕时尚风标作怪。《中国报纸副刊学》对此作了探析。

　　我以为编副刊不能躲进象牙塔，坐拥锦衾，满脸堆笑，所以，具有锋芒的杂文少不得。在副刊前沿，尤不能缺少好编辑，必须让知识面广、责任性强、通晓文史、熟悉中西文化的多面手担纲。对主编来说，须有大将风度。副刊要多式多样，既含蓄温存，也抉发痛快，既青春“粉丝”，也老派“克勒”；特别是要搔到读者“痒处”，使副刊灵魂不弃，本色不丢，精气不散，能与读者心灵交融，荣辱与共。

　　副刊是社会的晴雨表，它高雅不深奥，浅显不粗俗，轻松不浮薄，锐利不尖刻。比起电视、网络的“海量”，副刊是知识“限量”供应，但能够分众化、精致化、厚重化。我在想，副刊表达的是沿革，传输的是思想，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告诉读者，把最美好的审美情趣传递给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副刊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