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伟林

　　【作者简介】

　　周伟林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文化经济学》《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转型时期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学》等，以及数十篇学术文章和几本合著诗集。

　　大学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组织，它之所以能百年繁盛，历久而弥新，或许就是因为它常使学子们怀有理想和感恩之心，汇集众多聪慧之人一起发光发热，灿若星河，绵延不绝……

　　前不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自发集会，为他们敬爱的伍柏麟教授八十华诞暨执教五十五周年举行庆典。伍先生面对前来祝贺的师生，感慨万端：有那么多同学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教师工作真是最愉快、最崇高、最令人向往的，这是我活到八十岁、从教五十五年人生最大的感悟！

　　报告会是最劲爆的

　　伍柏麟先生1947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解放后并入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做教师，大半生在复旦度过。也是造化使然，伍先生大器晚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荒芜多年的经济学园地需要耕耘和播种了！这一年，伍先生刚好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像当年许多知识分子那样，挣脱了思想的牢笼，他拼命工作，要追回逝去的年华。

　　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所表现出强烈的求知心态令人刻骨铭心。为满足社会对经济学知识的需求，伍先生在教学科研之余承担了许多社会讲学任务。那时电视机尚属奢侈品没有普及，互联网还没听说过，只有大场面的报告会是最劲爆的。一次由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政治经济学系列讲座，复旦、财大等校教授在上海电视台播讲，最后由伍先生做总复习报告，会场设在天蟾大舞台（今天赡逸夫舞台），全场黑压压数千名听众，台前几百台收录机，听讲的都是干部、学习组织，回去有传达任务，会场始终情绪饱满，鸦雀无声。那时候，出去讲课都不领取任何报酬，也没有人对此有什么怨言，只觉得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义务和本份。

　　伍先生的讲课风采在复旦是出了名的。理论课从来都难以“有趣”，他却能讲得那样引人入胜，魅力无穷，除了内容丰富，张弛得当，最令听者佩服的是他的出口成章——条理清晰，说理透彻，无一句废话，几臻完美，被大家赞誉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复旦的学生白天用心上课，晚上还在宿舍的走道上热烈辩论，伍先生经常亲临现场参与点评，气氛十分融洽。伍先生是宁波人，普通话不很标准，不慎时宁波乡音吐出，会引来善意的笑声。他的教学量总是满满的，许多年里同时为每班100多人的两个大班上课，如此算来，听过他讲课的人，真的可以万计了。由于他在经济学教学上的杰出成就，两次获得复旦大学教学一等奖，并先后荣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成果国家特等奖和国家教委国家级优秀成果二等奖。他在教学上的成就，后人很难达到。

　　校园附近常遇大师

　　我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聆听过伍柏麟先生的课，90年代初，重新投在伍先生门下攻读当代中国经济方向博士学位。那时学校招博士生，一个专业只有寥寥几人，老师授课多采取讲座、讨论的方式。伍先生和蒋学模等教授开设了一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讨论课，每次课都确定一个问题，先由一位提前准备的学生主讲，接着其他同学发表意见，最后由教授们分别进行点评。由于课程形式新颖，内容活泼，现实性和互动性都很强，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参加者踊跃。

　　当时的校园规模也没到今天近乎失调的程度，最方便之处是学生容易见着老师，因为教授们大多住教工宿舍。复旦教工宿舍按编号有一到十二。建筑虽然简陋，住房也比较拥挤，有的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大部分则是50年代盖的。但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在附近走走，常常会遇上久仰的名人大师，这种福分现在的学生是少有了。伍先生的家在七舍最里面，道路两旁树木葱茏。我和同学经常在晚餐后，从博士生公寓溜达过去，只需7分钟。总是先摁门铃，来开门的多是师母，客气地让进屋。坐下不一会儿，师母会将新沏的清茶递上。师母风度非凡，一头银发，望着我们笑容满面，关照几声后悄悄到隔壁房间去了。这时，书房里就只剩下先生和弟子们。先生有时问最近读了什么书，有时谈起某一理论的来龙去脉，经典作家的著作原文张口便娓娓道来，有时听我们谈论当下的经济社会热点，有时干脆天南海北神聊。经常谈话间不知不觉已是半夜，先生毫无倦意，我们怕夜深了多有打扰，便起身告辞，先生却意犹未尽，于是再小坐片刻……伍先生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看问题高屋建瓴，对时代发展旋律把握十分准确，其做学问做人，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成见，坚持实事求是，所以他总能与时俱进，与年轻人心心相印。

　　蒋学模评价伍柏麟

　　社会科学研究尽管无硝烟雾弥漫，实际上却处处透出学者的志向风骨。1987年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单位撰写多套方案，以供中央决策制订中期改革方案时参考。由伍柏麟教授牵头，成立了由几十位专家组成的“1988-199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设想”课题组，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简称“复旦方案”，不同于流行的“价格改革为中心”思路和“企业改革为中心”思路，被认为具有创新意义的“第三条道路”。但临盆之前则险些胎死腹中，原拟发表的《三论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受到干预，理由是：文章说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的提法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不能公开发表。有关领导约见伍先生，要求对文章进行修改，伍先生态度鲜明：基本观点不能修改，个别字句可以斟酌。又对课题组成员说：出什么事一切由我负责！后来由于形势迅见明朗，小平同志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结果文章没作什么修改，只延后一期就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评价伍柏麟“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富有创新精神。”

　　伍先生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于1993年出版，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次年即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些年由他领衔主编的“市场经济热点系列”“市人经济新论”“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新编经济学系列教材”“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等，达几十部之多。尤其是他带领复旦经济学院中青年教授写出的10卷本“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已成为复旦“学院派”的经典之作，而其中他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一书则堪称上乘之作，该书不仅全景式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理论思潮的演化轨迹和演进动力学。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伍柏麟教授虽然一生醉心于教学科研，担任着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等职，但他给人的印象并非是峨冠博带、正襟危坐的学究，更像是一个随和可亲、朴实祥和的邻家老伯。他开玩笑说自己“比‘土’有余，比下不足”，看到小辈们现在条件优越、收入丰厚，感到由衷欣慰。他认为老中青各有长短，如能相互取长补短，形成梯队的群体优势，就可以取得1+1>2之效果。青年学者要虚心向前辈学习，老教授更要有自觉性，越老越要谦虚，对青年要帮助培养，关键在后者。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关心青年，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在他担任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遇到职称晋升，总想给青年教师多一些机会。当年，袁志刚、张军两位优秀青年教师职称因名额有限难以同时解决，他就直接向杨福家校长写信，后来在打擂台的会上，有专家盯着要他排序，总想二取一，拿掉一个。他坚持说，因两人方向不同像手心手背一样，实在无法舍弃。最后总算顺利通过。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美国的罗首初，80年代留校，那年盛夏经剖腹产生下未足月的儿子回家坐月子，然而母子均无人照料。伍先生去探望，安慰她静心养息，当时并没有撂下任何承诺。当晚他就为其找到了保姆，并且次日即可见工。伍先生那年已过60，在赤日炎炎的大暑天，为学生的家务事挥汗奔走，古道热肠，立下可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生从先生处不光收获精神食粮，每逢节假日，还常被邀请去他家一饱口福。伍先生做得一手好菜，喜欢宁波风味，动手做宁波汤圆，入口细腻糯滑，余香满口。先生的家，对于一茬茬的学生，充满了温馨，就像树上的巢之于风中翻飞的鸟儿，那是一种向往，一种慰藉。

　　伍先生身体一直硬朗。耄耋之年，眼力依然极好，说话中气十足，精力充沛。他一辈子热爱教师工作，也许一个人最高的境界是做到李商隐那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方能无怨无悔！我读博士第二年，先生颈椎病发作，手脚发麻，严重影响走路。先生只要有课，都坚持要上，我与同学只好扶他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先生双手抓住座子，由我们推着去教室上课。先生像战场上坚守阵地的士兵一样，没有一次失职。弟子们从此领悟到做教师虽然不是波澜壮阔雄伟壮丽，但也需要坚毅执着。先生至今仍带着博士生，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唐诗有云：林园手种唯吾事，桃李成荫归他人。其伍先生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