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钱小平（日本）

　　一部反映中国慰安妇悲惨遭遇的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近日在日本各地放映，引发强烈反响。

　　这是旅日华人班忠义耗费十年心血、实地采访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二战期间中国山西省女性遭受日军性暴力的经历。片中，多位年过古稀的老妇人，讲述了当年在家乡附近日军炮楼里的遭遇。从被抓进日军炮楼那一刻起，悲惨的噩梦就再也没有离开她们的漫漫人生。

　　1.用血泪揭示一段历史真相

　　在东京看了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笔者心中悲愤之情难以抑制，便打算作一番深入采访。昨天，我和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法人代表韩庆愈先生，前往东京中野区采访独立制片人班忠义。一眼看去，班忠义就是一个朴实敦厚的中国东北汉子，衣着打扮上看不出他已经在日本呆了17年。班忠义的第一句话是：苦难的证人用血泪揭示了历史真相。从那些老人身上的一道道伤痕，控诉着当时日军的惨无人道。用慰安妇这个词来表述这些妇女很不确切，班忠义说：我所采访的这些妇女，既不是妓女，也没有进所谓“慰安所”，就是因为附近修建了日军炮楼，这些少女的命运从此被改变，她们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班忠义说，上个世纪90年代慰安妇问题曝光以后，日本政府一直抵赖和回避。所以，纪录片特别让几名日本老兵提供了他们的证言。

　　这部记录片放映之后，在日本反响很大。日本友人铃木说，这部纪录片让人震撼。影片在日本大学中的反响更大。许多年轻人说，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有这段残忍的历史，日本历史学家根本不愿意把真相告诉我们。一位叫三浦由则的大学生说，我回去要好好问问爷爷，他以前曾经在中国打过仗。一位研修中文的名叫中山明秀的学生说，以前我问过爷爷有关中日战争的历史，爷爷往往是脸色变得铁青默默走开。如今爷爷早就去世了。可我会关注这段历史，我还会去中国作一番调查，历史的罪恶无法回避。在东京的一个著名网站上，网友“一休”尖锐地写道：“日本男人有两面性，长辈在家，对我们很严厉，规矩很重，很像个人；而有些人在二战时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个鬼啊。”

　　旅居日本多年的韩庆愈先生愤然地说：日本的大学教授、律师、法官、公司社长等等，不少中上层人士其实知道这段历史，可他们不敢也不会去看这部电影，这是有意在回避，是有意在装糊涂。这与日本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中缺乏人道主义根基有关。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存在着一种对邪恶和暴虐的欣赏，对生命和人性的蔑视。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又遮盖了战争罪行的反省。战争中的性暴力事件似乎就在日本民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

　　2.寻访“盖山西”找到的是坟墓

　　1992年12月，日本东京“日本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听证会”上，来自中国山西的一位老人以她3次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血泪经历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老人讲到当年被日军摧残后又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这悲惨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班忠义的心。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慰安妇”的遭遇，搜寻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

　　沟壑纵横的山西省盂县，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1月，日军109师团的135联队进犯到此，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修建了遍布全县的21个据点。鬼子一进村，就找“花姑娘”。在日军盘踞盂县的数年间，许多良家妇女被强行抓去关进据点遭受性暴力。1995年8月班忠义踏上回国的班机，风尘仆仆来到山西省盂县。

　　当他来到大山深处一个名叫高庄的小村子时，并没有见到当年因美貌惊人而得名“盖山西”的侯冬娥（盖山西，是在山西美貌盖过众人的意思）。一年多以前，老人已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小小的坟墓。

　　侯冬娥之死，像一把利剑在班忠义善良的心上划出一道伤口，那种痛是难以释怀的遗憾、痛惜、悲凉…… 在老人的墓前，面对荒草凄凄的坟堆，班忠义举起摄像机，就此拉开了撼人心魄的《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的拍摄序幕。 班忠义把镜头对准了山西盂县像“盖山西”一样受害的姐妹们。他说，在镜头前面，我的心总是被一次次撕裂。

　　老人们的回忆，帮他记录下了在战争年代普通平民受害的历史——亲历者口述的历史。每一个据点里，都洒满了当地妇女的屈辱和血泪。

　　一个名叫李秀梅的老人，拖着被日军打伤的残肢，对镜头说：“我曾和侯冬娥一起被关进据点。4个鬼子把我抓住，把我的胳膊拉断，打得我浑身是伤……”

　　一个名叫陈林桃的老人，当年和侯冬娥同一时间被抓进据点，被关在相邻的两个房间里做“性奴隶”。刚强的老人忍住泪水，讲述了不堪回首的过去：“在那个悲惨的日子里，冬娥子（侯冬娥）照顾我，和我结拜了姐妹。”

　　一个名叫刘面换的老人，她的15岁花季在日军的据点被彻底摧残……

　　“盖山西”已逝去，活着的姐妹们也已风烛残年。人们告诉班忠义，“盖山西”临死前借了20块钱，10块钱买镇痛片，10块钱买了一块办丧事用的红布。有人说她是病死的，也有人说是自杀身亡。 “盖山西”的一生都被日本鬼子坑害了，悲惨至极。

　　班忠义的心久久沉痛不已。回到日本后，他一连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他一直寄居在日本的寺院里。他决定求助方丈。听了班忠义对受害者惨状的描述，老方丈当即答应以寺院的名义发起募捐。同时向班忠义提出“约法三章”：第一，募捐惟一的目的是赞助这些老人；第二，募捐来的钱必须100%送到老人们手里；第三，募捐活动只能在民间进行。

　　不久，一篇配有陈林桃拄着一根拐杖的照片的文章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消息一见报，寺院电话就响个不停，第一次捐款高达数百万日元！

　　3.和老人一起喝粗盐、土豆、小米熬成的稀粥

　　拿到捐款后，班忠义谨记“约法三章”，带了一个摄像机回国。他直奔盂县，用日本好心人的钱把陈林桃送进医院,并用录像机留下证明。从此，山西盂县散居着十几名受害者的沟沟坎坎，成了班忠义最牵挂的地方，每年至少会去一趟。隔几个月见不上班忠义，老人们就会念叨：“小班怎么还不来呢？”

　　当他盘腿坐在老人家中的炕头上，和她们一起喝用粗盐、土豆和小米熬成的稀粥时，当他和老人一家挤在一张又脏又窄的土炕上睡得又香又沉时，当他颠簸几十里山路把重病的老人搀进医院时，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些老人的亲生儿子。

　　1998年的一天，他来到山区时，是正午时分。背着三十多斤重的行囊，爬了近六小时山到老人家里时，已是傍晚6点多钟了，一进门，他一下子就瘫倒了。每寻访到一位不幸的老人，他都要在一年中去看望一两次，每次去，他都要给她们留下生活费，有病的送进城治病。他走后，老人就像盼儿子一样盼着他回来，下次再来时，老人们都喜极而泣，都把家里最好吃的拿出来，把他当亲人。

　　十多年过去了，老太太们原来叫他“小班”，现在称他为“老班”了。

　　4.为一项只有付出的事业毅然辞职

　　班忠义对笔者说：“并非我这人天生对往昔的阴森的主题感兴趣，我写慰安妇，因为她们中的部分人还活着，活得很痛苦。有的‘日本老鬼子’说慰安妇是自愿的，这太卑鄙了！我历尽千难万险也一定要找到她们本人，录下她们的证言，摄下她们的伤痕，这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材料。”

　　“在人类战争史上，没有哪次战争的性暴力的程度超过日本侵华战争。在中日双方持续多年拉锯战的山西，更是性暴力事件的重灾区。于是，我的调查便从这片黄土地上开始了。”笔者一字一句地记录着班忠义深沉激昂的言语。

　　班忠义，1958年生于辽宁抚顺，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87年到日本留学，先在上智大学攻读新闻硕士，后到东京大学进修。班忠义在偶然的机会里接触到了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赴日本进行法律诉讼的情况。一开始，他只是凭着新闻人的敏感和中国人的自尊去关注这一事件，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逐渐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一事件联系起来。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对山西日军性暴力历史的调查成为班忠义最重要的事业：一项没有收入而只有付出的事业。

　　自从班忠义开始从事这项事业，便辞去了薪水丰厚的白领职位。他每年至少要回到中国一次，每次回国就要呆上两个月左右，这样的工作方式使他不可能谋得一个固定工作，他就只能在日本工业大学里任汉语代课老师。他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他不得不节衣缩食，有时甚至连地铁票也舍不得买，而徒步走几站路回家。所以一直到1999年，他过了不惑之年，还是孑然一身。是啊，在物质主义的日本社会，一般的女子实在不会青睐两手空空的班忠义。

　　5.日本妻子说：“我认同他的活法”

　　2000年，班忠义被邀请到日本的一个学校里讲课。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温柔沉稳的日本年轻女子高桥敬子。敬子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对物质看得很淡，富有爱心，乐于帮助别人。她在樱美林大学专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关注点集中于那些苦难中的第三世界国家。

　　高桥敬子非常认同班忠义的活法，并为他的活法所深深吸引。不少人问她，你看中班忠义的是什么？她总是用一句话回答：“我认同的就是班忠义的活法。”

　　敬子信守的是奉献的哲学。于是，他们很快结婚了，从第二次见面到结婚，总共只有半年。用班忠义的话来说，这妻子是上帝送来的。因为心中有博大的爱，她和他走到了一起。

　　班忠义和高桥敬子的爱，是超越国家民族观念的对人类的爱，是对每一个具体的受伤的灵魂的爱。作为中国人的班忠义，他关心的不仅是中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他也关心被战争伤害的、遗留在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的老太太，她们也被他看作“母亲”。而作为日本人的高桥敬子，无私地支持丈夫所从事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事业，她并没有像大部分的日本人一样出于对日本狭隘的爱而拼命维护祖国的“面子”。

　　如今，班忠义和高桥敬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在日本的家是在离东京约50公里的龙崎。不过，他们的家是一个“流动的家”，如果他回中国时间长的话，妻子和孩子也会跟着一起回国。

　　如今，班忠义依然在继续着他那不变的行程。我们想对人在天涯的班忠义说一声：老班，你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