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燕 吕剑波

　　他们的父母从农村来到上海，做小生意、送快递、当建筑工人……当父母起早贪黑挣钱时，他们在池塘边、小巷里打发时间。

　　有一群孩子很幸运，因为遇到了张轶超，走进了“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 一个可以学唱歌、跳舞和科普知识的地方。

　　3间教室陈设简陋

　　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到长江南路站下车，步行约200米，在一排汽配店、家电维修店中间，一道狭窄的楼梯边，挂着张轶超的“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牌子。沿着仅能容2人并行的楼梯上到二楼，是3间陈设简陋的教室，一群孩子正在听张轶超讲新学期的安排。

　　“久牵”离复旦大学不远。2002年张轶超开始实践他的理想时，还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有一次他骑车在学校周边闲逛，第一次发现这里“游荡”着三三两两、穿着破旧的小孩子。这些孩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经打听，他得知这些孩子就住在附近，父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忙于挣钱，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只能在路边瞎玩。

　　张轶超是上海人，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这群人的影子，但这一次，孩子们幼小瘦弱的身影和眼中的茫然震撼了他的心。

　　很快，他开始了自己的“久牵”计划。“久牵”意为“久久牵手”，他不仅想让这些孩子也像城市中的孩子那样，学音乐、学跳舞、学电脑，更想让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

　　5年换了3个地方

　　这是“久牵”换的第3个地方。

　　张轶超今年30岁，他的“久牵”5岁。

　　2002年刚启动时，张轶超在各所民工子弟学校中开课。“看哪所学校愿意提供教室，就设在哪里。”后来，很多民工学校陆续关闭，他只能寻找出租房。

　　2002年，他在逸仙路一个居民小区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房租每个月1300元。1年零3个月后，房租的迅速上涨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另找地方。

　　没有房子的时候，张轶超仍然在民工学校里寻找“寄居地”。

　　2005年前后，张轶超又在附近找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1600元。但不到一年就退租了，原因是地方太小，孩子们活动不开。而且，张轶超也对“久牵”有了一些新想法。

　　今年3月，张轶超带着孩子们“迁徙”到现在这个宽敞但简陋的地方。月租5200元，对张轶超来说，负担很重。

　　到了“久牵”很开心

　　屠文建今年14岁，在一所公立中学读初一，爸爸是建筑工人，妈妈在家里照看弟弟。他家住在江湾机场附近，全家一个月的收入1000多元。5岁时，他随父母从老家安徽来到上海。2006年2月第一次来到“久牵”后，便爱上了。

　　“在这里我能学唱歌，参加合唱队，很开心。”虽然已经14岁，但他看上去最多是一个10岁大的孩子，矮小瘦弱。但令张轶超欣慰的是，屠文建的眼神中迸射出兴奋、快乐的光芒。

　　张轶超最大的希望是，让农民工孩子的眼神从茫然变为清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不是成天在野地里玩。

　　屠文建每个周六、周日都来这里，有时放学后也会来，经常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

　　由于这些孩子的父母经常工作到晚上，“久牵”的门很晚才关。

　　但是，并非每一个农民工的孩子都会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来。由于教师和场地的限制，张轶超只能控制学生的数量，最多不超过50人。不过，来这里的孩子也是流动的，因为他们的父母经常改变工作地点和住处。

　　老师们都是志愿者

　　张轶超的“久牵”，什么都是流动的。房子是流动的，孩子是流动的，老师也是流动的。

　　“绝大多数志愿者只愿意参加一次性的活动，长期的老师特别难找，做的时间最长的只有半年。”张轶超说。目前在“久牵”，包括他在内共有三四个人，没有人是专职的。

　　“长期以来，能开什么课，一直是由志愿者来决定的，现在我想改变这种状态，把音乐作为‘久牵’的主要方向。”选择音乐，有两个原因。一是见效快，可以很快在孩子们身上发现学习音乐后的变化，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二是推广效果好，在社会上宣传比较容易。

　　现在，在“久牵”担任音乐老师的4名志愿者中，最小的才15岁，是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教乐理。还有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教笛子。“他们是我的学生。”张轶超说，“我在浦东一所国际学校当老师，那里的孩子学音乐的时间比这里孩子的年龄还长，我觉得他们能当老师。”

　　在浦东的学校上课时，张轶超告诉自己班里的学生，他为农民工孩子开办了“久牵”。有些学生便要求过来看一看。“看了之后，他们就提出来，要到这里当志愿者。”

　　现在最缺的是资金

　　“你们最缺什么？”

　　“钱。”在“久牵”工作的一名志愿者说，“‘久牵’的钱只够支撑到今年年底，我现在正在拼命找钱。”她除了完成中心的行政工作外，最重要的任务是联络所有能联系上的公司，寻求资助。

　　但结果往往令人失望。这名志愿者说，很多人只愿意赞助学习用具，或者赞助一次性的活动。“‘久牵’缺少持续的资金支持。”

　　中心的开支，除房租外，还有水电等公用事业费、老师的交通费和学习设施的费用。以前用来支付这些费用的钱，有些来自企业的赞助，有些是孩子们演出时的收入。

　　张轶超为了寻求帮助，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人脉关系，逢人就介绍，在学校BBS上发帖。做这件事，他父母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但每当看到周围的人有可能提供帮助时，他的父母都会说一声：我的儿子在帮农民工孩子，你是否可以资助一下？

　　据这名志愿者透露，张轶超为了节省时间和路费，在教室边租了一个房间，跟很多人合租，“和他同住一套房子的，有些是孩子们做农民工的父母”。

　　希望有长期的老师

　　“我有什么愿望？”张轶超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两个长期的音乐老师，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在报纸上帮我呼吁一下？”

　　他的另外一个愿望是给教室装一部空调。“不过现在夏天已经过去了，我看也没太大必要了。”

　　夏天的热“扛”过去了，冬天的冷怎么办呢？冷，在张轶超看来，从来不是问题。“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说，热会让人失去耐心，但是“冷”，却可以想办法挺过去。

　　张轶超的长远设想是，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模式，在上海每一个农民工聚居区域开设“久牵”。“不一定都由我们开设，别人也可以开设。”评论 07091010301

　　【焦点链接】

　　上海版《放牛班的春天》

　　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描写一位老师和一群孩子之间的情感故事。这部电影感动了无数人，片中的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学会了欣赏美好的事物。音乐解开了束缚他们心灵的绳索，激发出幼小心灵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

　　8月25日，看着“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汇报演出，记者感觉“久牵”和这群孩子就是现实中的克莱蒙老师和“放牛班”。

　　演出结束时，一直为“久牵”无偿服务的志愿者走到了台上，在主持人的鼓动下，每名志愿者都对孩子们说了一句话，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孩子们，我爱你们”。

　　此时，台下的孩子们齐刷刷地起立，向他们敬爱的老师深深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