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5年底从外省市调入北京女子足球队，1987年，成为北京队第一个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那时，我们的训练量很大，要求严格，连大年初一都不休息。每天跑20个400米，每隔一天还要跑40次5×25米折返跑。如果时间不能达标就得再加跑一次，当时真有队员掉眼泪的，曾经我们一天练过4次，将近2万米，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

　　那时，国家队经常在广东集训，女足训练苦，每次我们回到基地，吃的都是冷菜、洗的都是冷水。记得有一次训练基地在半山腰，每次训练结束后，大家就一起扯着嗓子冲山上喊：“阿姨，放水了。”

　　有一年早春，全国决赛在湖南举行，比赛中天降大雨，比赛场变成了泥塘。 90分钟打完后，只能互罚点球，可是脚被冷水冻得完全麻木凉到心底，点球之前，教练员不得不打来开水，用热毛巾给每个罚球的队员热敷一下，脚才有知觉罚球。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确实有一些摧残，而“铿锵玫瑰”正是在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环境中锻炼出精湛的技艺和坚强的意志。这样艰苦的日子一练就是十年，我们所有人的动力就是为国争光。

　　1995年，当我们得知女足将被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很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清晰地记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第一场比赛之前，领队拿出一面国旗，让我们宣誓，为国争光，我们每一个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泪水。

　　1999年美国世界杯的半决赛中，我们以奥运会亚军的资格对阵卫冕冠军挪威队。上、下半场我左右开弓，以凌空抽射的两记“世界波”破门，梅开二度。赛后，国际足联称这两个进球是教科书似的进球，也帮助球队以5比1击败挪威队挺进决赛。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发来贺电，表示祝贺，鼓励我们再接再厉。决赛遇到的又是老对手美国队，最后时刻我们攻入的一球竟然被错判为越位，电视显示这绝对是一个错判。 120分钟加时赛结束后，我的脚下都是麻的，这是体能透支的结果。可惜，最后点球大战，我们输了，大家都哭了。当时美国的电视镜头拍到我一个人哭着走进休息室。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特意走到休息室，告诉我们，今天的比赛产生了两个冠军。我知道，中国女足赢得了人心。

　　2000年参加悉尼奥运会时，我已经33岁了。在之前一次训练比赛中，我的小脚趾被对方踩伤，感觉非常疼，但我坚持打完比赛，还做完后面的体能训练。第二天，我的脚趾疼得实在不能忍受。而大夫却告诉我没事，训练还是要照常坚持。到了奥运会比赛的时候，脚趾还是疼得厉害，直到那时大夫才告诉我脚趾骨折了。如果当时告诉我，他怕我不训练影响奥运会比赛，我就这样带着伤痛还是打完最后的比赛。那年奥运会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我们打平就可出线，但没想到输了。这一次，我第一个走进了休息室，没有让自己的眼泪留在电视镜头下。我知道，我的奥运会征程走到了尽头。第二天离开驻地回国时，美国队的许多姑娘出来，为我们送行。后来，我去了美国职业大联盟，踢了两个赛季，两次被评选为“最佳”。我向美国人再次证明了中国女足的价值。退役后，我没有离开女足工作，在北京足协负责基层的女足培养工作。（作者为原国家女足队员）

　　明请读一篇《四种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