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采访对象，是“三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成果之一，他现在监狱服刑，刑期４年。为叙述方便，在以下行文中，我将他姓名符号设置为袁董，即原来的董事长。

　　袁董是北京人，中等个头，一口京腔，生于1958年。用他自己的说法，“我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

　　袁董叙述：2000年，“原来有个证券公司搞不下去了”，我们银行就出资，再联络若干大小股东，把这个证券公司的壳买下来，更名，换地方经营。原来那个证券公司所在的省会，地理上比较边缘，就国内经济范畴而言，也是比较边缘的。所以，更名后的证券公司，就搬到上海开展业务。“公司就在现在浦东证券大楼旁边的楼里”。

　　４０岁出头的袁董，在当年２月就被任命为证券公司董事长，算得上是一手创建者。离开北京，他只身来到上海，证券公司在浦东，他自己则租房子，住在浦西新华路一带。袁董说，住在那里，是因为能与几位股东住得近一些。

　　这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的报酬是“多少”？袁董说，一个月４万人民币，但是，每月只先发２万，其余的在完成一年的业绩后，才发给你。

　　袁董的“事情”就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下面是记者和袁董的对话：

　　记者：怎么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呢？

　　袁董：证券公司更名后，搬到上海来经营，总部就在浦东陆家嘴现在的证券大楼边上。要办公室办公啊，更要有证券营业大厅啊，还有大户室、贵宾室，一个大屏幕，多少台电脑，都要开着的，水电煤卫、通讯费、人头费，都得支出啊。

　　记者：这些费用的基本情况，大概是多少呢？

　　袁董：一天三四十万。

　　记者：一个月的支出，就上了千万了。

　　袁董：所有证券公司的做法，也就是挣钱的办法，就是吸引客户到你这里来交易股票。客户来操作股票买卖，证券公司就收取手续费啊。股市越热，证券公司越得益。

　　记者：是呀，当然是要在股市热闹的时候。

　　袁董：可是谁让我碰到的是２００１年呢？股市指数从2000多点，一直跌到９９８点。大屏幕上一片绿颜色，股民割肉，仓皇出逃。这一冷，就是三年多。面临这样长期严酷的股市形势，该怎么办？

　　袁董和他的管理层同事们的做法就是动用利息手段，募集社会资金，借鸡生蛋，炒作股票，在翻云覆雨之间，获利补缺。

　　袁董以巨额亏损、个人入狱收场。判决书上的结论是这样的：证券公司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５月底，向客户约定支付３％－１１．８９％不等的固定收益，以签订国债投资、托管协议及补充协议、国债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受托投资管理协议及补充协议、三方监管协议，或出具承诺函、口头约定等形式，吸收某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５０家单位及某６名个人的资金、债券等，共计４０余亿元，用于某股票炒作、填补股票操作和国债回扣亏损及流向其他单位等。至案发时，尚有十余亿元资金未兑现。 

　　新民周刊 （陆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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