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来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美帝国主义不久又以各种借口和种种形式继续在制造紧张局势，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

　　面对国际和中国周边局势趋于紧张的情况，毛泽东不能不对反侵略战争有所考虑和准备。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第二年的1月20日，毛泽东又强调：“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那么一些疯子，他们会不顾人民的反对，硬把世界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战备工作会议，彭德怀就作战指导原则和运动战、阵地战的地位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加强战备，当时在中国军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一再催促中国拟制一旦发生大战时全国武装力量使用预案，以便与苏联协调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就两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达成共识。

　　恰在这时，应苏联邀请中国政府准备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到华沙参加华沙条约8国签字仪式。195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国内战备工作和出席华沙条约国首次会议的准备事项。彭德怀谈了中国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并提出拟趁出国之行，对未来反侵略大战的有关问题，同苏联军方交换意见。会上，毛泽东同意彭德怀趁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的机会，到莫斯科就大战时的军事战略方针、作战协同等问题同苏联军方交换意见，并在听了全国武装力量使用预案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历来是积极防御，作战行动是后发制人，决不首先发起战端。”

　　从华沙回国途中，彭德怀于5月21日到达莫斯科。在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会谈时，了解到苏联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改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定胜负。这就是说，苏联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由积极防御改变为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

　　彭德怀向朱可夫介绍了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强调后发制人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意义，并告诉朱可夫，尽管核武器有巨大的杀伤力，但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只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不会在遭受首次核突击后丧失持续作战能力，正义战争最后会取得胜利的。

　　由于中苏两国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不同，因此，关于大战时两军作战协同问题便没有进一步商谈。

　　彭德怀回到北京后，6月5日，他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这次东欧之行时，明确提出拟写一个进一步阐释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文件，用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以便在下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表示同意。

　　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在会议上，彭德怀明确了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3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从而确定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并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为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依据，明确了重点，对统一战略思想，推进军队建设和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在思考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时，又将“诱敌深入”作为其重要内容，认为面对强敌，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就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因为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认为，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共中央军委明确确定以“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为军事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