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

　　台湾，是毛泽东一个永难拂去的情结，它不断牵动着晚年毛泽东的心绪。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始终有着文武两手考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他以武的一手为主，中期以后，他更注意运用文的一手，即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用谈判来解决问题，……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在同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解决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

　　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郑重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这年春节，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对大陆政策存在的疑虑，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方针。10月3日，毛泽东会见有关人士时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之前，毛泽东还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的整个方针逐渐形成。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问题，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向台湾当局发出信息，提出了一系列和谈的原则。毛泽东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是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专门请人转告台方：“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关于军队，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3年初，周恩来在约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时，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具体归纳于“一纲四目”。所谓“一纲”，就是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可按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1）台湾回到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仍由台湾当权者全权处理；（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

　　毛泽东争取和平解决台湾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

　　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面对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1976年，已是晚年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同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也提到了台湾问题，说：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看见祖国统一的实现，但是他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反映了他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为祖国统一做了必要的思想及理论准备，也为后来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曾一再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0年底，中朝军队打退美国的大规模进攻之后，麦克阿瑟即气急败坏地宣称要使用原子弹；第二次战役后，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杜鲁门政府也发出威胁：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之中。甚至到1953年朝鲜快要停战时，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在谈论，朝鲜战争中无休止的军事僵持是不能容忍的，使用核武器可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后，苏联也曾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核威胁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掌握现代尖端武器也成为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但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要搞核武器谈何容易！可是，毛泽东还是下了这个决心，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作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深深懂得核武器的分量，他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并很有把握地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有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决定，从此迈出了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第一步。

　　1959年6月20日，苏联背信弃义，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及其样品，第二年7月至9月，撤走全部苏联在华的专家，中国核工业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毅然决定国防尖端技术仍要坚决上马，苏联不支持，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就在苏联片面撕毁合同的第三天，即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时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两年后，他在杭州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汇报工作时又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在中国的原子弹技术过关后，有的霸权主义国家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就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得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轻蔑一笑，说道：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他毅然决定，有风险也要进行核试验。

　　中国国防科研人员和试验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里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导弹和氢弹，跨入核国家的行列，堪称世界科技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几十年后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当年发展尖端武器的决策，仍不能不为他那超乎寻常的气魄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所感动。正如邓小平评价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摘自《军事统帅毛泽东》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