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去外地旅游，偶然在古玩摊上发现并收购到一张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一日发行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第贰次有奖公债”，该券长18.8cm、宽12.5cm，编号为“No.0515449”，正面呈紫色长方形花纹框、四角斜印有“伍”字，篆体、阴文，上缘呈弧形条，上印有“国民政府财政部第贰次有奖公债”及“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一日发行”等字样。正中为椭圆形花纹框，框内印有“伍圆”两字隶体、阴文，两侧印有“条例摘要”全文，后面印有“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两人的签名及两枚小四方形红色印章。背面呈蓝色长方形花纹框，框内系英译文。（如图）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建国方略》：从“交通之开发、商港之开辟、铁路中心及终点的城市建设、水力的发展、设冶铁制钢、水泥等工厂、矿业之发展、蒙古、新疆之灌溉、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十大方面入手，对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和详尽的规划，这一强国富民的举措，一时得到了国人的高度拥护。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不幸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以致该宏伟规划未能得到彻底实现。同年汪兆铭（即汪精卫）在广州，继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他为了骗取国人的信赖，便以左派的面貌出现，宣称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筹建黄埔港而发行“国民政府财政部第贰次有奖公债”，可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便在武汉实行反革命政变，暴露出他反革命的真面目。

　　因此，从这张“国民政府财政部第贰次有奖公债”的发行，一方面充分反映出民国早期孙中山先生实施实业建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深入人心，深受人们拥戴；另一方面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汪精卫善于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采取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盗用实施实业救国之名，行叛变革命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