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而遇是一种缘，由黑发一直相伴到白头，是一段情。

　　在一次闲逛中偶然发现岩画之后，寻找、收集、研究岩画成了李祥石生命的主旋律，从28岁到66岁，这段情陪伴了他38个年头。近日，本报记者随上海新闻采风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采访，在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见到了贺兰山岩画的发现者——李祥石教授。北方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三大册《贺兰山岩画》在今夏上海书展引起业界轰动，李祥石是这套书的副主编。

　　静谧的学校图书馆六楼有个落成才两个多月的“岩画与西夏文献中心”，中心的黑漆金字匾由季羡林先生题写。“这里平时只对学者开放。”李祥石轻轻打开大门，看着我们套上鞋套，这才笑眯眯地指点他的宝贝：“你看，这里的地毯不是西夏图案就是岩画图案，是我们专门找厂家织的——怎么样？”

　　展厅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画框，包括各种岩画拓片和岩画线描图。“快来看，这些岩画多漂亮、多有意思！”李祥石的双眸闪着兴奋的光彩，“这里挂了200多幅，还有100多幅挂不下呢。”

　　1.偶遇奇怪“石刻”

　　贺兰山岩画的发现，有一段故事。

　　1969年，文教科干事李祥石到宁夏贺兰县的几个公社去检查“两教”（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开展情况。公事干完，他闲来无事，就信步走到贺兰山口玩。山口南侧有块突出的巨石，当地人称作“龙口”。在这儿，李祥石意外地发现，岩石上密密地刻画着人面像或者牛、马、羊、鹿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怪兽。画中的动物姿势各异；人面像也各不相同，有的光着头，有的打着髻，还有的好像头上插着羽毛，线条生动。他边走边看，不知不觉看到太阳落山才离开。

　　晚上，李祥石忍不住向村干部打听，那些“石刻”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他们说不出所以然，就带他去找当地年纪最长的老猎人伏爷爷。老人家当时80岁，鹤发童颜，说话中气十足。他说，那些山崖上的画早就有了，他问过爷爷，可爷爷说，他小时候还问过自己的爷爷呢。传说很久以前“杀一个人就在石头上刻个人头”，“杀的人可真多呀！”直觉告诉李祥石，这些画，有年头了。伏爷爷提到，听说从龙口往西走50步光景，在一条水渠边上有一幅李元昊的画像。

　　李元昊是西夏国的开国皇帝，《宋史》里说他“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墨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得到这条线索，第二天一早，李祥石又去了山里。果然，他在老人说的地方找到了一张明代万历三十七年修筑贺兰关隘时的文告，文告西侧是一幅长约1米、高约60厘米的岩画，画中有两人，一人头戴官帽，骑在马上，威风十足，另一人牵马护驾。画面刻画细腻，人物形象逼真。画边上的西夏文印证了岩画主角正是李元昊。李祥石把它命名为《李元昊出行图》。“可惜，后来‘农业学大寨’时修渠，这幅岩画被炸掉了。”说到这，李祥石叹了口气。

　　1978年，李祥石在《科学知识》杂志上读到岩画学家盖山林介绍阴山岩画的文章，他猛然醒悟过来：贺兰山上的那些“石刻”和文章里提到的差不多，原来它们有学名，那叫岩画！

　　2.贺兰岩画扬名

　　那些神秘莫测、古朴生动的岩画又一次向李祥石发出了无声的召唤。他利用业余时间，一次次跑去贺兰口，花几个月做了大量的测量、记录、编号、拍照和其他考察工作。1983年9月下旬，他的《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调查报告》完成。北京的《文物》杂志收到他的调查报告后，于次月寄来确认函，并将稿件转交给宁夏博物馆馆长钟侃，请他审定修改，进一步完善。

　　对那时的李祥石来说，文章能够发表就是最大的满足，别的他没有多想。直到有一天，他去探望自己大学时代教写作课的老师李本昭。李老师学识渊博，循循善诱，学生们都敬重她。

　　在闲谈中，李祥石向老师报告了自己的近况。李本昭听说他在贺兰山发现了岩画，很感兴趣，忙询问岩画的细节，还关切地问：“你的发现向自治区领导汇报过没有？”“你呀，书生气太重！”李老师见李祥石不以为意的样子，急了：“仅仅发表论文不行，你得尽快去找自治区主管文物的黑伯理主席，把你发现的经过和岩画的重要性讲给他听！”

　　原来，李老师的父亲李捷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是在周口店龙骨山古人类遗址发掘的第一人。由于没有坚持在周口店的化石发掘工作，李捷错失了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机会，抱憾终身。在老师的催促和鼓励下，李祥石给黑伯理主席递交了自己的研究报告和岩画照片。黑主席很感兴趣，当即见了他，拿起照片一张张地看，认真听李祥石讲解，还不时提问。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1984年，自治区科协主办的《科学普及报》、宁夏文化厅相继公布了贺兰山岩画的发现始末，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和博物馆先后两次派人前往实地调查。《文物》把李祥石的论文《宁夏贺兰山岩画》刊登在1987年第2期，自治区文化厅还派代表到贺兰县委研究岩画的保护事宜。至此，贺兰山上有岩画，它们在世界岩画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全宁夏的人都知道了。

　　3.谁解其中甘苦

　　李祥石先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医生、县宣传部干部、文物杂志编辑，可他最牵挂的始终是岩画。

　　李祥石研究岩画困难重重。首先是交通不便。从县城到山上至少有70公里，得有车。弟弟那辆拉石头用的车首先被“挪用”。1979年深秋，哥俩坐着这辆车前往贺兰山。李祥石用2卷120胶卷把部分岩画拍了下来，这些资料在日后派上了大用场。听人说“昊王城”的规模有1万平方米，现场还有西夏国时期修的路，1983年春夏之交，借着下乡指导改水工作，李祥石“假公济私”，坐上公家的带拖斗摩托车，又去看岩画了。

　　为了岩画，他和他的朋友还骑过驴，坐过拉石灰的车，弄得活脱脱成了个“白人”。羊圈、帐篷、地窝子都曾是他的野外住所。他的左腿至今有点瘸，那是考察岩画途中遇车祸留下的“纪念”。

　　最让李祥石苦恼的是，研究岩画一开始找不到好方法。有时为了看清楚一幅图的构成和含意，他在岩画旁苦坐几个小时，反复观察、推敲，考证它的年代。有好几次在山上没认准，回家整理资料的时候觉得不甚明了，便再上山观察。凭着这个“笨办法”，贺兰口大大小小的岩画几乎都“刻”在了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它们的位置、图案他都能脱口而出。为了完整、准确地收录贺兰山岩画资料，李祥石根据岩画石面的大小，把塑料薄膜裁好，然后用软芯笔描摹下来。临摹山崖上部画面的时候，他和搭档必须架起梯子、在身上系好绳子以防不测。有一次，他的搭档在高处临摹时打了个小盹，差点闹出人命，把两人吓得不轻。

　　拍摄岩画照片得讲究技巧，光线不好、阳光角度不对都不行，拍摄角度不佳也会使画面失真。上世纪80年代，照相机是稀罕东西，李祥石研究岩画属“不务正业”，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兴许是命运捉弄，因合作计划告吹，李祥石于1985年千辛万苦取得的岩画原图一直没能结集出书，这些珍贵的资料一放就是10年，最后成了一堆废塑料。

　　李祥石没有因此停下追寻岩画的脚步：1989年，他在大麦地找到了约2000幅岩画；1990年，他来到大西峰沟、小西峰沟、白虎沟、插旗口，摸清了贺兰山岩画的家底；1995年，他考察了白芨沟洞窟彩绘岩画；1998年，他考察了牛首山岩画；1999年，他来到东山考察；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他带着几个青年重访大麦地；为编撰《贺兰山岩画》，去年，65岁的他再度踏访贺兰山。　　

　　“我喜欢贺兰口空灵的大山。我在那里看岩画，就好像在和远古的先民对话，我听听泉声、鸟鸣，吹吹山风，满眼苍凉、浑厚、豪放，心情就格外轻松、舒畅。”穿梭在岩画研究中心的展品中间，翻开《贺兰山岩画》，李祥石好像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脸满足和自豪。他说：“大麦地、贺兰山岩画都出书了，接下来，我还要跑出去考察岩画。地方么，你先替我保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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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画有什么作用？

　　古人为什么要创作岩画？他们要传达什么信息或情感？对此，李祥石说：“这与图腾崇拜的内涵与演变有关。”他解释说，在石器时代，人们能不能猎到牛、羊，是一件大事，于是就以崇敬的心情在岩石上画一个牛、羊或鹿的图案，希望藉此给自己带来好运。假如真的如愿以偿，猎人便认为这幅画很灵验、有神力，以后再如法炮制。如此，岩画创作就带有远古巫术的意味了。

　　岩画是“古文字”？

　　李祥石早在1984年就提出“岩画是一种古文字”的观点。他认为，用画来“说话”是最天然、最早期的表达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图案、符号渐渐简化，它们所代表的含义被固定下来，就演化成了文字。

　　从岩画上依附的丽石黄衣判断，已经发现的岩画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在大麦地岩画和贺兰山岩画中，固定的图形、固定的搭配频繁出现，由此推断，它们有明显的表意功能。因此，李教授认为：“岩画有可能是汉字的活水源头之一。”

　　岩画是怎么“画”的？

　　先民们是用什么工具创作贺兰山岩画的呢？后人有各种推测。

　　“有人说，早期的岩画是用铁器刻的，我不同意。”李祥石说，他在考察岩画的时候，常常会留意脚下的石头。在那些岩画的附近，他捡到过一些大小称手、“很硬的石头”。其实，这些是原生铁块，就是含铁量较高的矿石。他试着用这些石块在岩石上刻画，发现很容易刻出线条来，先定个大致轮廓，再沿着轮廓敲击，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幅，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