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去年国庆期间，鉴于中国公民在旅游途中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国内游境外游文明行为公约》，此举在国内外都引起强烈反响。一年过去了，随着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的脚步临近，“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等口号，更在我们身边日益频繁地响起。文明礼仪，已经不仅关乎个人，更成为关乎一个城市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指标。但与此同时，闯红灯、随地吐痰、在音乐会上响起手机铃声的个案却不时发生。那么，上海的城市文明程度到底如何？在奥运和世博期间，上海将给全世界亮出一个怎样的城市表情？让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

　　【主持人】

　　吴小鲁

　　【本期嘉宾】

　　王瑞鸿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汪美华

　　上海“百万家庭学礼仪”志愿讲师、台胞  

　　安   昕

　　图书策划人 

　　倪   蔚

　　时尚杂志编辑 

　　主场对话

　　打造上海的“城市表情”

　　A、“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缺少界限

　　主持人：在您的观察中，目前上海街头最不文明的行为是什么？

　　王瑞鸿：我个人觉得最不文明的，是很多男同志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场合随地小便，甚至不回避周围行走的男女，这真有损上海形象。很多人都觉得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我本人从内地出来，我们那里没有上海发达，但也很少会出现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的大城市，比如北京，我也没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当然他们也许有很多理由，比如说没有公共厕所，但这个理由在其他城市都一样存在的，真的不能成为理由。

　　主持人：您说的这是男性，我记得近几年有过一个调查，说最具上海特色的一个不文明行为，是穿睡衣上街，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王瑞鸿：这又是一种典型的上海街景。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而当事人自己还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生活领域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活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城市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是比较明显的，但在这里，你会注意到，这个界限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分明。比如睡衣明显是私人领域的装束，你把它穿到公共领域里去，这就是一种“错位”。

　　除了“错位”，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缺位”。“缺位”的一个含义，是公共意识的缺位，如果有人过于关注私人的东西，超越了公共领域，不考虑公共利益，那就会导致很多不太文明的行为。比如在夏天，公交车上为了方便乘客，在每个座位上配备了小扇子，有的乘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小扇子拿走了。

　　“缺位”的另一含义，是私人意识的缺位。比如有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或者打手机，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隐私权；与此相对，这样的人一般也不会去尊重他人的隐私，他可能就觉得刺探别人的家务事是很正常的。

　　B、“文明行为公约”是中国特色

　　主持人：去年国庆期间，因为某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中国有关方面首次出台了一项“文明行为公约”，您怎么看待这个公约？

　　王瑞鸿：这种公约的出台，就像上海市的“七不规范”一样，会让很多外国人都看不懂。因为以公共权力来对市民出行提出规劝，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比较怪异的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规范出台的根本原因，是公民本身不太成熟，需要公共权力来制约；而公共权力的制约，还会进一步导致公民更加不成熟，这是一个不太良好的循环。就我国的现状而言，我们需要在个人和公共之间进行一种平衡，但这个“度”很难把握。

　　主持人：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争论，比如我们都承认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但也有年轻人抱怨，觉得一天到晚工作也很累，你老年人又不是站不住，为什么要我给你让座？您怎么看这种理由？

　　王瑞鸿：我接触过一些年轻白领，他们也在讨论这种问题。大多数时候，这个让座是必须的。对老弱病残孕的关爱，既是一种文明礼仪，同时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的一个伦理底线。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我乘轨交一号线从共富新村到莲花路，那天我也很累，但到了人民广场，一个老人上来了，他旁边的每个人都看着别的方向，就是不看他，也不给他让座，我就坐不住了，赶紧起来让座。我是不是可以不让座？当然可以，但是不让座，我当时可能坐着舒服，但我心里会很难受。说到底，这些年轻人为自己不让座辩护，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壮声势，因为他心里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不仅是外人给他的，更是他多年所受的教育给他的压力。

　　主持人：还有一种情况也引起很多争议，就是年轻情侣在公共场合做出非常亲密的动作，弄得周围的人都很不好意思。这算不算不文明行为？

　　王瑞鸿：对于这种现象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张扬个性，年轻人可能持这种观点的多一些；另一种观点就是看不惯，中老年人更多。我个人认为，这还是一个“度”的问题，要看两个人到底亲密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拉手、拥抱，这个问题还不大。但如果超过这个“度”，挑战了人们的底线，那就是不文明行为了。我自己也看到过，有的情侣在公共场合太不知避讳，女孩子已经爬到男朋友身上去了，这个就是越界了。

　　C、“讲文明”不应该有功利目的

　　主持人：现在“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或“讲文明，迎世博”的口号非常多，但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很怪，是不是我们讲文明礼仪，就是做给外国人看的？

　　王瑞鸿：应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这其中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失落。我们国家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说，纵然没有一个价值观，也应该有信仰寄托，而功利性的、物欲性的东西，是非常短暂的，是不可能作为精神寄托的。比如迎奥运，迎世博，讲文明，这样说可能就显得很功利，奥运和世博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讲文明，可以放纵一下了？那当然不是。迎世博讲文明，这是给上海市民一个既定的目标，但是世博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养成的良好的文明习惯，还是要坚持下去，从短暂的、功利的东西，变成长期的、发自内心的一种需求才行。一个市民的文明，一个城市的文明，都应该是超越现实的，应该是让人感到尊重和敬畏的。

　　主持人：“城市表情”的说法最近在网上非常流行，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词？

　　王瑞鸿：“城市表情”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是需要大多数市民来共同体现的。我的理解，这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挂着笑脸，表现得很纯洁无邪，事实上这在竞争激烈的上海也很难做到。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在与别人，哪怕是陌生人发生互动时，都应该友善、礼貌。当目光相接，如果能从对方那里看到更多的信任和友善，那么上海整体的城市表情就是美好和可爱的。

　　场外声音

　　|汪美华|

　　公共厕所排队令人困扰

　　我从1992年定居上海，那时上海的市容还没有现在这么光鲜，面对某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容忍，毕竟是一个亟待发展的城市嘛。但十多年过去了，上海有了非常国际化的机场、国际化的建筑，这时再看到某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我从心理上就难以接受了。很遗憾，上海市民素质这个“软件”，远远没有跟上上海城市建设这个“硬件”。

　　我个人最常关注的就是公路上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太多人敢闯红灯；本来路面分为人行道、自行车道和汽车道，但你总能发现有人开车到了不应该去的道上；还有那些开车的人，外人可能会以为他们生活富裕，素质应该更高一些，但是不，你会发现在红灯停车时，他们会朝车窗外吐痰、丢烟头，甚至扔垃圾。这些不文明行为，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去纠正。

　　还有一些文明礼仪，还未在上海形成共识、需要去加强引导的。我去给“百万家庭学礼仪”的听众上课，经常会讲到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重要，但目前尚未引起重视的事情，就是公共厕所的排队文明。去逛商场的时候进公共厕所，就会发现每个小门外都排着好几个人，让我不知道该排在哪个人后面。其实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不管里面有多少个小间，等待如厕的人，应该在外面排成一列，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而不是各自把守着一扇门碰运气。这就跟你去银行排队一样，你必须拿一个牌号，而不是去具体哪个窗口守着。

　　|安 昕|

　　刺耳的手机铃声和快门声

　　上海近年来有很多高层次的演出，但很可惜，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剧场文明程度还远远没有跟上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去大剧院听蔡琴的演唱会，蔡琴的歌本来就适合静静地听，但现场好几次响起手机铃声，特别刺耳。蔡琴也很厉害，索性停下来，直接说“给大家点时间收拾好自己的手机”，过了一分钟才重新开唱。

　　蔡琴还算是咱们自己人，如果碰到外国演出，那现场气氛可能会更糟糕。我记得音乐剧《猫》来上海演出的时候，因为版权问题，严禁观众拍照，但现场的闪光灯仍然不时亮起，《猫》甚至威胁说如果再这样，他们可以罢演云云。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剧中的演员要在地上像猫一样摸爬滚打，观众席上的闪光灯可能会让他们瞬间看花了眼，从而造成身体伤害。但是底下的观众全然不顾这些，继续拍照。那时我就跟朋友讨论说，这些人舍得花上千元带孩子去看百老汇音乐剧，说是给孩子陶冶情操，但恰恰是他们的举动，把孩子带到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去。

　　|倪 蔚|

　　当众化妆尤其不雅

　　可能因为我本人是做时尚杂志的，所以我特别关注上海女性的言行举止。上海女性在中国来说是出了名的爱美、会穿衣服，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穿半透明的衬衫却没有搭配合适的内衣；穿低腰裤但经常会露出底裤的边缘；还有高跟拖鞋，其实是很考验女性的小腿和脚踝的，但脚跟上长着厚厚的死皮的爱美女士，满大街都是。往深里说，这些都是社交礼仪的一种吧。

　　我个人最无法容忍的一种行为，就是在公交车上或者饭店里，很多女性自顾自地拿出小镜子来，当众扑粉或者涂口红，最可怕的一次，是有位年轻女子居然当众拔眉毛！这些原本都是非常私密、必须去卫生间完成的小动作，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得怡然自得，彻底打破了我对她们的好印象。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不会那么做。　　◆ 本版插图 郑辛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