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玉山  白瑞雪

　　58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26岁的年轻人，身着戎装，大声唱着父亲写的歌，泪流满面。在他周围，是30多万欢呼的人群，以及漫卷的红旗。

　　他叫田申，《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子。时任开国大阅兵战车团团长。

　　田申：我率战车方队驶过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作为开国大典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开国阅兵举世瞩目。

　　“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毛泽东对开国阅兵下了这样的定语。

　　“那时我在华北特种兵部工作，平津战役缴获一些装甲车、坦克，聂荣臻同志说在华北组建一个独立战车团，我是副团长。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我代理团长。”田申说，“我们接受了任务后，就在丰台路口大井小井训练，后来到今天三○一医院一带。坦克都是缴获的日本坦克，最大的15吨，最小的1吨半，刷漆编号，进行了3个月的训练。”

　　9月30日晚上，田申把接受检阅的战车一辆一辆地检查一遍，又召集所有干部和驾驶员再三叮嘱了一番。

　　10月1日拂晓，受阅车辆开始编队行军，经复兴门到东单待命。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尽管年轻的脸庞早已历经岁月风霜，尽管旋律是那样的熟悉，但，当军乐团奏起雄壮铿锵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田申的眼泪顿时簌簌不断地流下来，眼前模糊一片。

　　阅兵，由检阅式和分列式两部分组成。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戎装，稳步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检阅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高声报告：“受阅海陆空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激昂澎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音乐声中，朱总司令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部队、陆军的一九九师、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和排列在西长安街的骑兵第三师。朱总司令连连向受阅部队招手问好，受阅部队指战员齐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分列式由副总指挥杨成武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受阅命令。

　　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气吞山河的海军方队、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战车方队、骑兵方队在火红的军旗前导下由东向西雄壮而来。

　　李水清：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

　　阅兵，承载的并不仅仅是欢乐、荣耀。

　　1900年8月，同一个地点，同样的仪式，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马队，从天安门前一队队走过，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力。

　　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大约3170人，集结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耀武扬威地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疯狂抢劫。一个英国侵略者事后回忆说：“一大群联军军官见到这些东西伸手就拿，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

　　1949年的中国，穷寇仍存，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时刻，举行开国大阅兵不仅仅是告慰历史，也是振奋民族、捍卫和平、宣告未来。

　　从12点到下午3点，李水清将军说，那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漫长的等待。那一年，将军31岁，是受阅步兵部队陆军师长。“那天一大早，我们全师1812名指战员，穿着崭新的军装，持着缴获的各种美式武器，满怀兴奋，列队肃立在天安门前。”

　　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威武一些，战士们把冲锋枪擦了又擦。为了头盔更明亮，不知谁发明了用鸡油擦拭钢盔，效果非常好。

　　“那天，前来观礼的首都30万群众，人山人海，红旗飘飘，锣鼓阵阵。我们的预定位置在天安门的东长街，三座门以东的北京饭店门前，当时的北京饭店不像现在这么高，也没有现在气派，只有三层楼。”作为步兵领队，李水清和师政委李布德并排站在掌旗兵和4名护旗兵身后，在他们的后面，是12个步兵方队。

　　方槐：看到毛主席时，我们三次推拉机头

　　北京，这个三天前还叫北平的城市，此时并不太平。

　　缩守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密令隐藏在北京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蒋介石的空军也阴谋在这一天进行空袭。

　　为了震慑敌特分子，《人民日报》10月1日发布了《阴谋捣乱破坏人民政协，匪特木剑青被我捕获》的消息，披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企图破坏的阴谋罪行。新成立的公安中央纵队先期也抓捕了一批敌特分子。

　　地面易战，空中难防。就在5个月前，国民党的6架飞机还轰炸了南苑机场。

　　“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是不能挂弹的。”方槐说，“我们把轰炸机的弹舱封掉，在一些战斗机上挂假弹。又特意选取了几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飞行员，让他们挂实弹。”

　　方槐，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是阅兵空中受阅计划的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

　　1949年8月，朱德和聂荣臻主持在京部队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的事。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列席会议。航空局指定方槐做空中受阅计划。

　　“找了几个人，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计划搞起来了。一共搞了18架飞机，多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飞机将分成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三个梯队受阅。”几天后，方槐奉命当面向聂荣臻汇报，“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定才好？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不安全；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是否带弹？”

　　聂老总办公室有个苏联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聂总专门请他来听一听方槐的计划。

　　“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发动机停工，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苏联人介绍说。

　　“受阅飞行高度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至于是否挂弹，后来决定，受阅飞机中只有几架挂实弹。”汇报回来后，方槐就组织人把轰炸机的弹舱封掉，战斗机挂上假弹。他选取了几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飞行员，让他们挂实弹。

　　10月1日凌晨3时，方槐早早就起床赶往南苑机场。“这时候北京已经戒严，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5时整，方槐已经坐在飞机里，一切准备就绪。

　　离受阅开始还有很长时间，他不时地下来活动活动手脚。

　　“我驾驶的教练机速度较慢，所以先起飞。在通县上空，所有飞机集结编队，向天安门方向飞去。看到毛主席时，我们三次推拉机头，表示敬礼。”方槐说，“事后苏联人对我说，以你们这样的条件，做到这样真不容易。”　选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改变历史的那一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