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赵耀民是上海乃至全国主要的青年话剧作家之一，在德国、美国、埃及等欧美、非洲诸国也有较广泛的影响。

　　本来，我对赵耀民一无所知，由于黄佐临的推荐，我观看了他的《闹钟》。被他剧作中蕴藏的哲理所吸引，又主动观看了他的《午夜心情》和《良辰美景》，觉得更像是参透世故人情的老人所写，有些惊奇。

　　现在翻开《赵耀民戏剧杂谈》，我对他这一个人，对他所写的戏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赵耀民写了较多的喜剧，而且都是很不轻松的喜剧。走出剧场时，脚步竟十分沉重。原因何在呢？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作家们从悲剧情感和情结中超脱出来，将之喜剧化。”我认为他本人就是这样的剧作家。

　　他对陈白尘、黄佐临两位恩师的深厚感情，决不仅仅感激恩师教导了他的写喜剧的才能，更主要是陈白尘、黄佐临两位恩师对生活、对艺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也使他受到教益。

　　赵耀民写了三篇关于《闹钟》的文章，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正是黄佐临在剧本后面写了“很好的喜剧，但演员要整齐，演好了可令人落泪……”这几行字，才使这个很好的喜剧绝处逢生，否则早被否定了。

　　现在某种形式的以方言制造笑料的小品十分流行，赵耀民也没有反对，他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假使没有取材现实生活的针砭时弊的喜剧，只有这种小品，未免是一种缺憾。我也颇有同感。

　　有关话剧的著作，较多的是泛泛而谈的类似散装的概论，或者无关痛痒的毫无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像赵耀民这样言之有物的是极少数。董健写的序文言辞犀利，题为《跪着献艺与站着演戏》，就不同凡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