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启正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日益临近，大量、频繁的中外交流、交往过程中如何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障碍，辽宁出版集团特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写作了《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一书。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多年外事交往经验，结合中外日常交往中的实际事例，通过一个个小故事，以“话说体”的方式，深入浅出、深刻生动地说明了对外交往交流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帮助人们了解背景，促进理解，消除障碍。本版摘选其中16题，分三期刊登。

　　“你面对的是外国人”

　　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要想取得较好的表达效果，就得事先多想想对方是谁，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可能有多少，怎样对他说，他才能听得懂。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关于中国发展趋势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到，研究中国沿海的经济态势时，要特别留意“四东”——辽东、浦东、山东和广东。发言后，一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迷惑不解地问：“辽东省在哪里？”“浦东省为什么这么小？”似乎他没有听明白中国代表的这段介绍。

　　将四个带有某些共性的地区，以“四东”并列，再加以论述，对中国人来说简明易记。可是对于外国人，理解起来就很困难。因为外国人不太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难免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样的缩略语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口头上（如把某项有三个投资来源的工程说成是“三个一点”），在涉外谈话中不断重复，外国人会感到很费解，就像在吃饭中不断嚼到生米粒一样，再好的美味也会倒胃口。

　　有位资深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专家曾建议从事对外工作的年轻人：“在你桌子上放一块牌子，上面写 ‘你面对的是外国人’。”我深感，如能记住此言，并身体力行，对外交流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看，这对任何有机会和外国人接触的人都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

　　人有“人缘”，国有“国缘”

　　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单位或街坊邻里“人缘”好，是指他谦虚待人，有责任心，讲信用，助人为乐，与周围的人关系良好，大家都喜欢他。能以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中的前两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要求自己的人，必定是有好人缘的人。

　　一个国家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对世界有责任感，国内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就会以良好的形象立于世界，从而受到各国的尊敬，于是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国缘”好。在当今这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缘”“国缘”都极为重要。如果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讲究信用，货真价实，付款及时，那么，这家公司的信用等级就会升高，它在国际贸易中付出的成本就会降低。同理，一个国家的“国缘”好，它在国际社会中，就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凡事都容易成功。

　　中国不仅要建设“和谐社会”，还要为“和谐世界”作贡献。当今有人一味宣扬中国强大了便会对别国造成威胁。可是，因为这种论调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并未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认可。

　　2007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国际声望日益增强，全球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好于美国，这大大出乎某些外国人士的预料。中国的好“国缘”不是自我标榜，不是苦心孤诣凭空“树立”的，是靠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表里一致、久经考验赢得的。

　　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心是一杆秤，是一把尺。“权，然后知轻重；衡，然后知长短。”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人们对大是大非问题是先行权衡，后作判断的。

　　公民的外交责任

　　在国际交往中，一个人的言行不仅表现着他个人，还会在自觉不自觉中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1981年，我在北京饭店会见发明彩色电视的美国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代表团，他们的一位工程师随口对我说：“这个饭店住着各种肤色的人，这就像我的国家一样，各种肤色的人在一起就是美国的力量所在。”显然，他的话语中包含了他认为的“美国精神”。他把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吸纳了全世界优秀人才的得意之情，这样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出来。

　　在日本札幌市的一艘旅游船上，一位刚由专科学校毕业的导游小姑娘说：“前方海上的那几个小影子，就是著名的‘北方四岛’，它们的所属权是有争议的，日本与俄罗斯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它属于开辟它的人——还请大家多多关照。”然后，她向游客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场的外国人尽管不能就此争议贸然表态，却都被她得体的表述和礼仪所感染。一个如此尖锐的国际问题，经过一位“导游小姐”如此描述，竟然起到了出乎意料的“公共外交”作用。

　　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由衷热爱的情感流露，是赢得别人尊重的基础。我也曾在个别国家见到有的人牢骚满腹，对外国人说一些偏激的话，或对自己的国家表现出一种冷漠，外国人并未因此而佩服他或尊敬他。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现出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这没有例外。

　　“来而不往非礼也”

　　“礼尚往来”是人们处世的基本原则。与外国人的交往，更应如此，因为一旦发生了误会，很少再有解释的机会。

　　很多人在出国访问之前，接二连三地给人家去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请对方在安排日程和其他接待方面提供帮助。如要安排一周的日程，没有10天、20天是办不成的；有时联系起来，自己都感到不胜其烦，更何况接待方了。有的人访问归来，就万事大吉，绝不再专门致信表示对接待方的感谢，更遑论保持联系了。这种“有事就求人，无事不理人”的做法，与其说伤人，倒不如说伤己。人家可能会误解：举手之劳的事情都没有用心做，更重大的事情还可指望吗？

　　也许，我们并非有意轻慢对方，可能就是没有这种习惯，误会也就在不经意中产生了。但是这种做法不合乎大多数国家的礼仪，我们在接待外国访问者后，几乎没有接不到他们感谢信的时候。

　　别忘了中国自古就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格言。回国后，给对方每项活动的主人一一致谢函，就算“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了。我们热情地接待完来宾后，收到一封感念的来信，心里不也会得到一点欣慰吗？

　　从ABC讲起

　　香港南龙集团总经理龙安志（Laurence Brahm）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在中国呆了20多年，娶了中国夫人，能说流利的汉语。他与人聊天不爱谈生意，却爱谈中国文化。他曾对我说，中国文化在外国人看来像一个四合院，经过努力摸索，才能找到门口；进入之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美丽的大花园；在园中走动，有时要直行，更多的时候要会拐弯，可谓曲径通幽。

　　的确，和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表达（说话、诗词、戏剧）较为含蓄，加之外国人会汉语的少，“四合院”外围就不像透明的栅栏，而像砖墙了。不易得其门而入，是很自然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出版了一些供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外文图书，不过，许多外国人还是认为写深了，不容易读下去。也许中国作者应该把外国普通读者设定为高中程度，因为即使有些外国人是专家，但除了他的本专业外，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上就相当于该国高中毕业的水平。所以我们和外国人聊天谈论中国，或者给一般外国人写介绍中国的入门书，还是从ABC说起为好。至于外国汉学家则另当别论，他们主要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来研究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