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的广慈内科由邝安堃教授领衔，尚未细分出真正意义上的皮肤科，只有一个越南人兼任着皮肤科医师。我一周看3次皮肤病门诊，其余时间便到震旦医学院用法语教书。

　　日本人曾经带进来一种被称为雅司病的皮肤病，起先人们都以为是梅毒，它在上海及苏北地区迅速蔓延，带来极大恐慌。我通过研究发现，这种病其实打一针两针就好了，不是什么梅毒，但只要有接触就可传染。我加入了卫生部的雅司病专项防治组，最终我们成功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卫生局把我抽调去，为解放前的妓女们看性病。怎一个“惨”字了得？妓女们被性病吞噬的惨痛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将与工农大众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性皮肤病作为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我研究的第一个职业性皮肤病是“沥青皮炎”，1954年，我到上海第三炼钢厂及其他钢铁厂，对发病最严重的铸砖车间进行调查并通过动物实验，比较了各种常用沥青对皮肤的毒性反应并提出建议对沥青的包装加以改进，加强防护措施。由于在国内外首次对沥青皮炎的发病情况、发病原因和预防措施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案，因此在1956年获得中央卫生部的嘉奖，这一科研成果是解放后广慈医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解决演员在面部化妆后造成的病痛，我又着手对“油彩皮炎”进行研究，指导演员与医师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油彩皮炎，解决了长期困扰演职人员因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疾患，该研究成果在1978年获得文化部、卫生部“科研成果三等奖”。

　　因皮肤病而死的病人不多见，但发病后容颜的巨大改变和当时人们对医疗知识的极度缺乏，常常使皮肤病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中。有一天，我接诊了一位来自广西的女病人，她由一位老太太陪同着，来时用黑布蒙着已经烂了的脸，家乡的人们都认为她患了麻风病，所以多年来她始终躲藏在自家的灶间，不敢见人。后来，她的弟弟写信劝她到上海广慈医院来碰碰运气。我发现她根本不是麻风病，而是皮肤结核病，开了药后便让她回去了。半年后，已经完全恢复的女病人再度来到上海，感谢我为她找回了再次做人的勇气。就在不久前，还有一位中年妇女专程前来看望我，说我曾是她母亲的救命恩人，我倒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这件事了。

　　我有4个孩子，其中有3个医生，孙辈里也有几个医生，我们家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医学世家了。

　　◆ 朱仲刚（瑞金医院终身教授，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