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冲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他在既瘫痪又失明后创作的这部小说，奇迹般地大获成功，除了本人付出惊人的艰辛，还有谁给予了切实的帮助？王志冲的《还你一个真实的保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讲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邻家女孩的故事。

　　正是在如此艰困之时，出现了加利娅

　　“我正在发奋著书，要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完……困难重重，口授没有人记录，我因此苦恼极了，但仍像水牛一样顽强……夜间，人们都入睡了，没有闲聊声的扰乱，我便摸索着写。可恨我成了盲人，目前正需要眼睛。”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1931年5月26日从莫斯科寄给正在哈尔科夫的朋友诺维柯夫的信。

　　妻子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太忙，母亲文化程度太低，妻舅夫妇和其他亲戚前来寄居小住时，虽然可以帮忙，但住得更拥挤，生活环境更复杂了。正是在如此艰困之时，出现了加利娅。这位邻家女孩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在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最后一章时让她成为一个人物的原型，而且用的是原名。

　　当年，现实生活中的加利娅，中等个子，清瘦，活泼。水灵灵的蓝眼睛，剪得短短的浅色头发，柔润的圆下巴，青春所赋予的自然美使她显得光彩照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住在这儿的时候，她家是九口之家，父亲当厨师，一个哥哥确实是团区委书记，不过她本人并非毕业于技工学校，而是普通的七年制学校。她在戏剧工作者俱乐部(后来改为艺术家俱乐部)当会计。

　　加利娅下午2时上班，回家挺晚，起床也迟。一开始，她并不熟悉几乎过着封闭式生活的新邻居。哥哥亚历山大告诉过她，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完全瘫痪了的小伙子，连胳膊肘子也抬不起，可他活跃得很，什么都知道，而且对什么都有独到的见解”。她还听妈妈说：“他家住得很挤，看样子经济相当拮据。”

　　1931年夏季的一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母亲在厨房里遇到她，说请她到她儿子那儿去一下。这个邀请有些突然。可姑娘还是去了。她在门边站住，看见奥斯特洛夫斯基僵卧在靠近门口左面的床上，穿着短衬衣，斜靠着枕头，盖在身上的绒毯卷到腰际，人挺瘦，一手拿着细木棍儿，前端缠着纱布。松软的头发，宽大的脑门，两眼凝视前方，左肩旁搁着无线电听筒。“请进来，勇敢些!这儿不是医院。”奥斯特洛夫斯基嗓音不高，但充满着青春活力。

　　那会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手，自胳膊肘子以下还稍能动弹。他伸手和走近的加利娅握了握，请她坐下。加利娅还在局促不安中沉默着，对方却已像面对老熟人一样，坦然地谈自己的工作情况了。他说决定写一本书，描述乌克兰青年如何参加国内战争，共青团如何建立和发展。“整本书，直至细节，我都设想好了，而且清晰地想象出应该写的场景。可我自己动笔实在困难，简直不可能。”他的话中，既有自信，也有苦恼。

　　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硬纸夹，上面挖出几条横向的长格子，还有一些自制的活页本和一沓纸，已经写着字，笔迹多种多样。

　　奥斯特洛夫斯基要求加利娅看看这些文字，同时对她说：“长条的格子荒唐地牵制着我，逼迫我放弃。身子被钉在床上，双手无力，两眼模糊一片。我是残疾人，但这没什么可怕的，我的头脑百分之百正常。难道我不能工作了吗?!那么，您可以协助我吧?话说在头里，那是个长篇，工作量挺大。”他仿佛猜准姑娘是愿意的，又接着说：“假如您不怕困难，那么咱们今天就开始，立刻就开始吧!别奇怪，也别当我是疯子。有些人以为我在干劳而无功的事情，消磨空闲的时间，这不对。我是个倔强得要命的小伙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孩子般淘气地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奥斯特洛夫斯基问他5岁的侄儿：“加利娅阿姨长得怎么样?”

　　姑娘了解了已经写好的内容。放在上面的几页纸是第6章的开头，奥斯特洛夫斯基请她大声念。有些单词，加利娅看不清，奥斯特洛夫斯基会明白无误地指出，或者说只要翻过去几页，便能找到补写在后面的文字。

　　接着，姑娘拿起铅笔，掀开自制的活页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便开始口授。加利娅写着，越来越相信，全部内容，各个细节，他早已烂熟于胸。他从不试图写成一个孤立的片断或故事，以便往后可能会用上。不，他总是一页接一页地口述，顺序展开一个个事件。

　　屋里一片寂静，工作得很顺利。奥斯特洛夫斯基非常投入，叙述加快了。加利娅聚精会神地记录，尽量做到只字不漏，也不用打断他的口述。加利娅见他这样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时候，脸部富于表情，双目灵活，炯炯有神，似乎病痛全无。然而，只要有谁走进屋子，创作气氛就被破坏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分心，便得重新寻觅字眼，吃力地恢复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偶尔他会重复讲出已写过的段落，此时会显出一脸倦容，额头冒汗……

　　一天，奥斯特洛夫斯基问他5岁的侄儿：“加利娅阿姨长得怎么样?”那孩子快活地描述外貌：“眼睛蓝蓝的，头发亮亮的，脖子细细的……加利娅阿姨可漂亮喽!”奥斯特洛夫斯基大笑。

　　“这么个小不点儿已经会评头论足啦!”他说，随即转而要求加利娅，“帮助我，让我看到你吧。”加利娅俯下身躯，奥斯特洛夫斯基用手掌轻柔地抚摩她的头和脸，说：“你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看见你了。太好了，总算还剩下这么一点儿‘视力’。”

　　加利娅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其中一篇记述了工作情景和内心活动：

　　“上午10点钟，工作开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我写好的纸一张又一张……奥斯特洛夫斯基口授得明晰、流畅，几乎毫不停顿。他全神贯注地描绘故事，塑造形象。

　　“我焦虑地望望闹钟：1点了。2点我得上班。我要迟到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暗想，迟到一次大概不要紧。我决不能打断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该结束工作了，因为现在对他来讲，分分秒秒都异常珍贵。今天他口述得那么顺利，可我知道，这种滔滔不绝，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他彻夜未眠，反复默诵着今天要口授的文字。我拿定主意，无论如何得写完这一章。

　　“奥斯特洛夫斯基觉察到我的焦灼，问：‘出什么事了?’我尽力平静地回答：‘没什么。’他继续口授，迅速而自信。一章终于完成。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才想起我也许会迟到，不安地问：‘几点了?’我回答：‘1点半。’其实已经是2点零5分。他露出笑容，对工作很满意。今天丰收。我告别一声，赶紧走了。是我对他未来的著作大感兴趣，还是双方充满青春活力的交流沟通，使我们建立了友谊呢?我讲不清楚。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咱俩加起来才45岁。’”

　　有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会和加利娅一起斟酌如何造一个句子，或问她某一句对话的意思是否确切，不过，他并不总是同意加利娅提出的看法。也有另一种情形，加利娅赞佩地朗读新写的某一段落，觉得简直不可能写得更好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却坚持一次再次地修改某些字句。邻家女孩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既虚怀若谷又一丝不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