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浩，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历任驻蒙古大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越南、日本大使等职。

　　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符号”出自罗瑞卿的一句戏言

　　符浩被人称为从黄土地走出的外交家，原名符忠孝，１９１６年４月降生在陕西醴泉（今礼泉）县东乡１５公里处的西张堡村一个贫苦农家，世代都是以种田谋生的穷苦人。１０岁时，符忠孝入学校学习，他聪颖灵慧，刻苦努力。

　　１９２９年关中大旱，蝗虫肆虐，醴泉县出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鸡犬无踪”的悲惨景象。年仅１３岁的符忠孝为了维持生计，离开学校跟着大人外出谋生。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当过药铺学徒，做过油房雇工，在漂泊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写字，还时常给工友们说“古经”、编“闲传篇”，灌输一些进步思想。１９３４年夏，１８岁的符忠孝考入县立房巷小学五年级，次年凭借毅力和聪颖，他以优异成绩考进当时陕西最好的学府西安师范。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符忠孝参加了西安学联组织的工作团，赴乡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年９月，经进步组织安排，他到中国共产党所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考上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刚进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便来看望新生，点名到“符忠孝”时，其浓重的湖南口音让人听起来像是“符号”，同学马上纠正，而罗瑞卿却幽默地说：“小题大做，一个标点，一个符号，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的典故就在抗大传开，符忠孝豁然有悟，索性取其谐音改名叫“符浩”。

　　符浩永远不会忘记，在抗大的日子在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有幸在延安亲聆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教导。更让符浩一生难忘的是，在毛泽东为抗大学员作的“抗日战争必胜”报告会上，他挤到毛泽东身边请主席题词。毛泽东在符浩的笔记本上，用他那风格鲜明的毛体字龙飞凤舞般题写了“了解对象，尊重对象”八个大字。至今，符浩还珍藏着那个日记本，而那八个字也几乎预言了符浩此后将从事的事业。

　　任渤海军区对敌工作科长时，符浩被渤海区（原为清河区）一带老百姓传说为八路军部队里的“智多星”，而他的名字在传说中则为“符号”。当时，群众中流行最广的是，“符号”精通孙子兵法，善用三十六计战胜日伪军，并教育转化日军俘虏，使他们掉转枪口共同抗日。为此，日本鬼子对“符号”恨得要命也怕得要死，甚至对他的名字也闻之生畏。当时那一带还有一个广为人知、以符浩之名讥讽日军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日军“三角部队”的小队长长谷川特别坏，就是对同他合作的维持会中队一个刘姓队长也待之如奴，动辄训斥和辱骂。这个姓刘的队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日，日伪军集合列队。长谷川当众对刘又是一顿无故辱骂。刘灵机一动，突然指向日军一士兵，大声叫嚷：“符号！符号！”说时迟那时快，真像一道军令，全体日军立即齐刷刷就地卧倒，拉动枪栓，如临大敌。不一会儿，鬼子兵缓过神来，发现平安无事，长谷川怒火冲天责骂刘。刘却指着那个日军士兵说：“我是说他胳膊上没有佩戴三角符号。”搞得鬼子队长也无可奈何。

　　脱下戎装换礼服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外交官

　　１９５０年，战功赫赫的符浩被抽调进入刚刚成立的外交部，开始了近５０年的外交生涯。当符浩这些身经百战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同志奉调北京，脱下戎装换西装去搞外交时，毛泽东曾对他们作出了一个论断：“为什么调你们来，因为你们跑不了！”符浩进入外交部不久，中国着手建立与蒙古共和国的外交关系，１９５０年７月，符浩被任命为驻蒙古大使馆政务参赞。临行前，符浩与夫人焦玲一起前往西花厅听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指示工作。一看到符浩仍然身着戎装，周恩来笑着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并且细致地对焦玲说：“要当参赞夫人，可得学会穿旗袍呀！”这对“土八路”出身的外交官夫妇这才真正意识到了外交舞台的特殊。

　　１９５５年８月，符浩赴印度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符浩在印度工作六年半，参加了第一次中印边界谈判，亲自交涉印度军队驱赶中国牧民事件，并亲历解救护送被达赖集团掳走的西藏女活佛回国等许多重大不为外人所知的事件。

　　西藏解放时，达赖叛逃，并将原西藏羊卓雍湖女活佛明吉达姆劫持到了印度葛伦堡北部的一个城镇。一天，女活佛明吉达姆突然出现在驻印使馆。当时，大使回国述职，符浩任临时代办。明吉达姆向符浩提出她要返回祖国。经过详细询问，符浩这才弄清了女活佛的来龙去脉。原来，明吉达姆被达赖劫持到印度后，种种非人遭遇便接踵而来。为了早一天离开达赖，她白天躲在草垛里，晚上才出来吃点儿东西。最后经过种种艰辛和长途跋涉，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设法和贸易部驻葛伦堡办事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由负责人徐仁将她送到了新德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符浩当即把情况报告了国内。国内马上指示：“欢迎被劫持了的藏胞随时回国。”考虑到有关当局一旦获得这一消息，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加以阻挠，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从印度回国可以选择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经过印度加尔各答再经仰光回国，这样虽然迅捷，但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会卡在某一道关口；另一条路线是绕道喀布尔、莫斯科回到北京，这样比较安全。符浩和使馆人员先后对两条路线进行了再三商讨和研究，最后选定后者。为确保万无一失，符浩提议给女活佛化装，变个样，这样不易被人辨认出来。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女活佛扮成了一个女演员。这一设计果然奏效，几乎没有费多少周折，就顺利通过了顾虑最多，也最可能出问题的印度出境关口。

　　这位不寻常的藏胞，由时任驻印使馆一秘的张昌陪同登上回国的飞机。在飞机上，女活佛表现得非常自然，相当配合。到达阿富汗，当旅客们明白这位“女演员”原来是一位颇有威望的女活佛时，都纷纷跑上前去，祈求女活佛为他们摸顶祝福。之后，经过莫斯科，女活佛终于顺利地回到北京。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耿直的符浩首当其冲，在外交部第一个停职反省，被错误批斗。“造反派”要符浩交出干部档案，他横眉冷对，坚决拒绝，被称为外交部的“硬骨头”。尽管身陷窘境，符浩不顾个人安危，与外交部９0名领导干部联名保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１９６８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符浩重新工作，回到了外交部恢复原职。１９７０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革委会成员。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第２６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２７５８号决议通过了表决。中国迅速组成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为副团长，而符浩则是代表团秘书长。临赴纽约前一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成员，这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足见他对重返联大的重视。会见中，周恩来特意在介绍符浩时指明：“他是属于‘９１’人，政审通过的。”毛泽东肯定地说：“我还是喜欢９１人。”毛泽东的话明确地表示支持陈毅，并肯定了外交部９１人的行动。

　　他是“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的首批知情人之一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时，符浩恰为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成为事件发生后国内首批知情人中的一员。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上午，外交部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３００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下午，符浩等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时３２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一边密切注意外电报道，一边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１４日上午，符浩与其他外交部党组成员来到部会议室开会。一进入会议室，符浩便感到气氛里有一种严峻感，不像以往那样活跃、有点幽默。但每一个与会者都很镇定，会也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主持会议的是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在会议上，大家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１．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２．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３．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立即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邻国某地；４．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符浩记得，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值班秘书拿着一份手抄特急报告快步走进来，径直奔向姬鹏飞。姬鹏飞接过报告仔细阅读，神态冷静沉着。当他的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好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原来，这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直线电话，关于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的报告，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８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２时３０分左右坠毁在蒙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分管对蒙外交的副部长韩念龙从姬鹏飞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为了让毛泽东与周恩来尽快知晓这一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与主席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两位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姬鹏飞要求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一番紧张工作过后，已是下午2时，饥肠辘辘的符浩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应急用的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可还没吃两口，就被通知去姬鹏飞的办公室。正巧姬鹏飞也在吃饼干，符浩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嘴里一边嚼着饼干，姬鹏飞告诉符浩，总理来电话说，他和主席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周恩来特别对驻蒙古大使馆面临突发事件，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使国内尽快得到信息而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

　　周恩来指示，从即时起，指定专人译办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他亲启。而且，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符浩回忆，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当天下午５时５８分，他将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３号铅字打印１８份，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他一眼就看见王良恩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正在等候。符浩与王良恩并不陌生，但此刻情况紧急，两人来不及寒暄，王良恩告诉符浩，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连董老也来了，就等符浩送的文件了。听到王良恩特别提到董必武，符浩自然明白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因为那时董必武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当天晚上，因之前几乎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符浩打算小憩一会儿。但人体在太过疲劳的状态下反而兴奋，而且当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符浩怎么也睡不着，便信步来到住在同院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家里。乔冠华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两人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话题边谈边喝。突然，符浩想起了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对符浩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了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符浩不禁为乔老爷的才思敏捷而拍手称好。后来，郭沫若知道了乔冠华的这首新“塞上曲”，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称此诗“巧合无间，妙不可言”。

　　之后不久，中国政府代表团按原定计划出国访问，符浩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虽然“９·１３事件”余波未了，但毛泽东嘱咐中国代表团继续通过巴黎渠道保持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联系。９月２６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代表团全体成员向周恩来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符浩离周恩来坐得很近，在灯光照射下，符浩发现他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告别周恩来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追上符浩，告诉他总理请他去西大厅。

　　符浩一时不知道总理请他去有什么指示，也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看到符浩已经转回来，周恩来招手示意他坐下，又望着他想了一会，然后说：“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停顿了一下，周恩来的语气更加郑重，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符浩，这些情况只能告诉黄镇一个人。

　　９月２９日，符浩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巴黎。当晚，他就前往纳伊区城堡街的中国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使说笑寒暄一番后，符浩暗示道，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黄镇微笑着悠然领着符浩走出屋门，来到花园里。黄镇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两人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听了符浩带来的消息，黄镇非常激动，两人的交谈也似乎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不知不觉夜已深了，黄镇突然一拍符浩的肩膀，提高嗓子对他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黄镇打开了所有的灯，满屋灯火璀璨。黄镇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黄镇告诉符浩，这瓶酒已珍藏多年。杯中的酒液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符浩事后回忆道，这是他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摘自《中国高端访问（拾）：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 余 玮 吴志菲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