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琴

　　1  黄土高原的初恋

　　1969年，我从上海市第一技工学校毕业时，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无疑，等待我们的命运将是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天下午，他拿着工宣队签发的通知送上门来。我把他堵在门口问他：“我分在哪里？”“甘肃？”我于是有点恨他，好像是他把我分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似的。我又问他：“你分在哪里？”“与你同行。”我这才把他让进门。那天他跟我谈了不少，什么丝绸之路，敦煌石窟，长城嘉峪关，玉门大油田……俨然一个“甘肃通”。父母冷不丁见一个身高马大的小伙子与我同行，很高兴，便毫无顾虑地把照顾他们女儿的重任托付给了这个陌生人——我的同学连俊。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吃的是杂粮，住的是窑洞，点的是油灯，睡的是土炕。在那里，他处处照顾我。劳动时，他把我的活揽下一半，赶集时，他远远地跟在我的后面。我们刚到农村时，是到老乡家吃“派饭”。当地重男轻女，男同学去吃，老乡们都好生招待，馒头、面条、炒菜，有时还有薄酒。轮到女同学去吃就不行了，天天给我们吃窝窝头、玉米饭、煮洋芋（土豆），吃得我们两位上海姑娘的脸色也跟窝窝头一样。又不敢言语，生怕被扣上“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帽子。于是，便躲在被窝里思故乡、想亲人，吃几块上海带去的已经所剩无几的饼干，流眼泪。他知道后就跟我说“面包会有的”。第二天，他说要跟我们对换吃饭的去处。他到供销社打了瓶酒，买了烟，去了老羊倌家。老羊倌见“大老连”登门，赶紧叫婆娘生火擀面，还不断嗔怪老娘们抠。他忙给老羊倌递烟敬酒。酒足饭饱后，他还给老羊倌留下两包烟，并请他以后也好生招待女同学。老羊倌连连说：“当然，当然。”

　　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对我们这些上海“鸭子”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缺水了。当地老乡饮用的是泉水，泉水在几公里外的山沟底下。一眼泉水，人用畜饮。我们知青点共有5个人，三男二女，数他的个子最大，年龄最长。挑水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肩上。他第一次去挑水的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新。

　　那是塞北初冬的一个傍晚，一场早雪，使白茫茫的田野上“万径人踪灭”，两行脚印把他送向远方。直到掌灯时分，还不见他回还的身影。我在热炕上再也坐不住了，拿着手电，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踩着他留下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迹而去。脚印的顶端，是一条陡坡，这是通向生命源泉的唯一小道。往下一看，犹如“黑洞”。要是在平时，我决不敢贸然探险。但此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快快找到他。我全不顾天黑时晚，坡陡路滑，毅然下了沟。手电筒的灯柱，支撑着我滑坡而下的勇气。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我的灯光，我也听到了他的喊声。终于，我们在空谷“鹊桥”上狭路相逢。“长路无轻担”，只见他弓着腰，咬着牙，屏着气，趔趄向前，就像过雪山的老司务长。我赶紧在坡道上一前一后刨出两个圆桶形的平地，让他把桶放下，休息一会儿。只见他满头大汗，吁吁直喘，吃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谁知桶中水，滴滴皆辛苦”，我急忙掏出手绢，给他揩去满脸的汗水。不知咋的，我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一下子扑到他怀里抽泣起来。这一回，是我自己把终身托付给他了。

　　2  一失足成一生难

　　共同的劳动与相处,增进了我们的了解，互相的帮助和照顾，升华了我们的友谊。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昔日的同学情，变成了少男少女的恋爱情。正当我们把建设祖国大西北的雄心壮志和纯真的爱情融为我们共同的希望和幸福时，一场大祸却突如其来地降临。

　　早春二月，江南已是万物复苏、遥看草色之时，但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上，却还是冰天雪地、草木萧条。那天，我们出完工到老乡家时已是掌灯时分，吃完饭走出门外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到村口，我们男女同学分手，大家向各自就寝的窑洞走去。他带着房东的牧羊犬走过山沟时，突然听到沟底有狼嗥声。此时，他想起老乡说的话：陇东孤狼凶悍残忍，不但叼羊，而且袭人，若以后遇到一定要当心。那个时候，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脑子里根本没有一个“怕”字。他想带爱犬一起去驱赶豺狼。于是他蹑手蹑脚、四处观望，想不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不小心，竟一脚踩空，跌进了深渊。一块冻土戳碎了他的脊椎，损伤了他的中枢神经。当时他并不知道中枢神经损伤会引起全身瘫痪，所以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感觉浑身不能动弹，还以为是身体与冻土冻在一起的缘故。这时候，他的脑子很清醒，知道死神已经降临。因为在这空谷旷野，更深夜静之时，是不可能有人发现他在这里“爬冰卧雪”的，所以只能闭目等死。可忽然，他觉得脸上有一股热气，睁眼一看，原来是房东的那条牧羊犬在舔他的脸颊，也不知它是从哪儿绕下来的。牧羊犬一会儿舔舔他，一会儿又扬脖叫上一阵。想不到在他孤立无援、生死攸关之际，是这样一位忠义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

　　一狗唤来百狗叫，叫声终于惊动了老乡、同学，他们打着灯笼火把到处寻找，循着叫声，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他。一位身高马大的老乡把他背了上来。

　　第二天，同学们把他辗转送到地区医院，由于当地无法进一步治疗，后又把他送上火车转到上海华山医院治疗，我也回到上海陪伴他。当时他的模样很是吓人，头上做着颅骨牵引，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双手吊着输液管，下面还拖着导尿管，就像盘踞在蛛网中间的大蜘蛛。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万念俱灰，悲痛欲绝。我在病榻旁握住他的手轻声说：“不就是不会走路吗？不用担心，我还有两条健康的腿，能延长你的行程，分担你的忧愁。”我的话鼓起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在上海住院开刀的日子里，我每天以水泥地当床，以剩饭剩菜为食，日夜陪伴在病榻旁，替他擦洗，帮他翻身，给他喂食……同病房的人对我们“这一对”都赞叹不已。

　　由于他已不适应继续在大西北工作，甘肃方面按政策把他“病退”回了上海。这样，我俩只能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他仍在上海住院治疗，我回到了甘肃农村继续插队生涯。但我们的爱情承诺没有改变，书信传递着我们的相思。

　　3  大难临头我没飞

　　重返山区后，我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同学们的安慰治不了我心中的创伤，一天劳动的疲劳也不能使我很快入睡。我，一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姑娘，现在不得不面对现实作一番选择了。“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面前。难道我就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过一辈子吗？亲朋好友也接二连三地来规劝我。“这是一辈子的事呀，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他现在残废了，是个没有工作的人，家里兄弟姐妹又多，经济又困难，你何必非跟他不可呢！”“他还能过夫妻生活吗？他还有生育能力吗？”“你又没有和他结婚，没必要尽妻子的义务。”我心烦意乱，椎心泣血。

　　晚上，躺在炕上，昔日同命运、共患难的日日夜夜，又一幕幕地在我脑中展现。记得那是刚到农村后不久，由于水土不服，我浑身奇痒，一天夜里又突发高烧，是他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摸着黑夜，把我一口气背出3里多地，到镇卫生所就诊。那位兰州卫校毕业的小医士很热心，闻讯后立即披衣而起，坐堂问诊。当她问明症状后说：“是风疹块。”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她又说：“你可别小看这风疹块，如发生在喉头，有窒息的危险。在缺医少药的偏僻农村，什么病都能酿成大祸。”“那怎么办？”“马上送县医院。”我的天，县医院在20里地外，眼下黑灯瞎火的，又没有车，叫我们怎么去？”“用架子车。”只见她从院里拉出一辆车，车上铺着很厚的褥子。她扶我躺下，然后一扬超长手电，说：“上路吧，我与你们一起去。”山道弯弯，人地生疏，幸好有这位热心的好医士。但连俊不是骆驼祥子，刚拉了两个山头，他就双腿直颤，想歇会儿。小医士告诉他，我的体温仍在39℃以上。他一听，马上又奔走如飞。不知拉了多长时间，反正进县城的时候，已经听到鸡叫了。

　　是啊，他曾给了我多么真诚的帮助！现在他受伤了，难道我能够离他而去吗？不！良心告诉我，决不能。我过去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虚心好学，踏实肯干，热心助人；现在他受伤了，但这些我所爱的品格，并没有从他身上消失。罗曼·罗兰说过：“爱是需要彼此作出牺牲的。”那么，现在正是我履行这爱情箴言的时候！

　　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知道我的想法后，都十分支持。妈妈说：“连俊是个好小囡。旧社会做人凭良心，新社会做人要讲道德，如果我的儿子摔伤了，我们不也要照顾、服侍他吗？”我的家人，在这关键的时候，支持我作出了爱情的选择！

　　4  患难夫妻好姻缘

　　在村里劳动锻炼了一年，我上调进了兰州一家纺织厂工作。此时，在经济上我胜他一筹。我有了收入，对自己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常给他寄些钱去，叫他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还托人到新疆买来毛线，利用休息天给他打毛衣毛裤；托人到内蒙古买来羊皮，请成衣匠为他做皮背心、皮裤腿。3年后，他才出院，但已成了终身残疾的人。我和我的一家仍始终如一地对待他。每逢我回沪探亲，父母总叫弟弟把他接到我家，由我来帮助他功能锻炼，给他拆洗棉衣、棉裤，准备过冬衣物。我不在上海时，逢年过节，母亲也叫弟弟用车把他接到我家来，亲人般伺候着。对于我的选择，周围的人惊愕、不解、疑惑、同情、钦佩的都有。

　　1978年2月，我回沪探亲，我们正式登记结婚了。我们的婚礼是非常简朴的，没有高朋满座和美酒佳肴，有的只是家人团聚的家常便饭；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新房，有的只是一块花布隔成的陋室；甚至连当时流行的“36只脚”（全套家具）也没有。实实在在地说，我们两人一共只有两只健康的脚！

　　新婚之夜，他又一次地问我，为什么这样执着地选择他。我莞尔一笑说：“痴情加爱情！”

　　婚后，几经周折，我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到了上海台布厂上班。从此，每天下班回家，我可以尽心地照顾我的丈夫了。

　　5  搀他扶他做强者

　　受伤前，他体格健壮，再累的农活也难不倒他。现在他手无缚鸡之力，腿无行步之能，今后可怎么办？亲朋好友，旧邻故交没少给我们出主意、寻出路，也有人对他说：“你残了，就在家安心养病吧。”可他不愿做一个尸位素餐的受惠者，他说：“任何外来的帮助也不能代替本身的努力。”一天，他昔日的老师跟他说：“命运折断了你的翅膀，但你可以通过开拓自己思想来超越身体的局限。积蓄于心中的想法、认识、感受要与人交流，无非是说、写两条渠道。既然你困居斗室，听众甚少，那就写吧。但要让别人看到你的‘大作’，你就要有本事把写出来的东西变成铅字。”

　　他本来就喜欢读书、买书，可他仅有可怜的生活费，我的工资也不高，家道艰难啊。我每花一个铜板都要掂量一下，但唯独给他订报刊买书籍从不悭吝。有一年冬天格外冷，我好不容易积攒了十几元钱，想替自己买一双御寒的棉皮鞋。可就在这时，他看上了一套自学教材，买鞋还是买书？我二话没说，托人买回了教材，自己花1元钱从崇明买了双芦花草鞋穿上。后来，他在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悉心指导下开始发表文章，正逢街道残联成立读书会，要选负责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他被选中，官拜会长之职。起先他一口拒绝，因他觉得自己是个重残者。我对他说：“与残疾朋友共同进步是好事，你应该去当这个会长，我支持你。”

　　为了搭准残疾人的心理脉搏，我推着他到街道各居委会去调查研究。街道范围很大，管辖19个居委会。一次，我们在途中突遭暴雨，几分钟之内全身都湿透了，冒雨前进，路上的一块碎石又掀翻了他的轮椅车。他在积水里匍匐了好一会儿，才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叔叔帮我一起把他抬抱回轮椅。

　　后来，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他们的读书会被评为优秀读书组织。

　　军人的妻子叫“军嫂”，能拥有军功章的一半；残疾人的妻子叫“残嫂”，注定要与辛劳捆绑一生。熟悉我的人都说，我上班是工人，下班是佣人，晚上是女人，但我不懊悔。

　　国内外的一些资料表明：在脊髓不完全损伤的患者中，约有25％－70％的人仍具有生育能力。我的那位，就有幸在这范围之中。婚后一年，我怀孕了。值得高兴的是，分娩下来的是个体健个大、哭声嘹亮的胖小子。如今我们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律师。

　　过去，他很悲观，与人说起话来，也是心不在焉。现在，他与人聊起天来，“我妻子……”“我儿子……”眉飞色舞的。

　　丈夫伤残了，遭受了不幸；我嫁给了他，与他一起承担不幸。但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它使我们发挥了惊人的潜力，战胜了不幸。我们对昨天的日子感到自豪，对今天的日子觉得满足，对明天的日子充满自信——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