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映红了西天，阳澄湖畔又出现一队人影，由远而近地向我们五十二团团部走来，我高兴地放下碗筷，跑步迎上去。

　　“张主任，又一批新兵到了!”新兵接待站的指导员张家信同志乐得合不上嘴。面前，站着一队队热血青年，有的穿着学生装，有的穿着油污的工作服，还有几个穿花布衣服的姑娘……他们带着热情、欢喜和希望，远离了上海和亲人，来到了这抗战的前方。

　　从1938年春起，上海的地下中共江苏省委就动员扩兵，输送人员和物资到东路抗日根据地，支援抗日斗争。被送到根据地的女同志大都做民运工作，男同志到连队当兵或到教导队学习。到1940年六七月间，为防中途暴露危及上海党的安全，停止了向根据地成批输送新兵。

　　1940年，我随谭震林到东路后，任政治部宣教科长。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上海不来新兵了，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派人去扩兵?”我表示赞成，并建议先派几个人去试扩。他便要我同第二支队司令陈挺研究行动。9月间，我们先派青年干事陈浩和二连文化教员叶时到上海试扩兵。他俩都是上海人，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活动能力也很强，经过10多天就扩兵20余人，都是青年男女工人、店员、学生和贫民。经过初步考察教育后，分成三个小组，各人化装经常熟、江阴送往部队。我向谭司令汇报了情况，谭司令高兴地说：“这次为打开自己去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组织力量到上海扩军。”

　　在敌人盘踞的上海，在日伪眼皮底下扩军，是一件既光荣又严峻而艰险的任务，犹如虎口夺宝，需要勇敢、机智。经过思想教育，执行扩军任务的同志都表示：要胆大心细地为扩军工作做出成绩。于是，各组扩军人员日夜深入到曹家渡、小沙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群集的地方，开展群众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串连、熟人关系之方法，使扩军伸向部分工厂、商店之中。

　　不久，一批批觉悟的青年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向抗日根据地涌来了。

　　每批新兵到来后，我都要逐个谈话，并在新兵接待站的教育中加以考察。这些受苦求生的青年来到革命队伍后，生活有了保障。有一次来了12个新兵，第一餐用饭竟吃掉了100碗米饭。他们普遍向组织汇报了真实思想，开始钻研革命道理。有的是初、高中学生，文化基础好，抓紧阅读革命书刊和军事知识，成长很快。

　　到1942年春天，我苏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我们东路的第二纵队编为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新扩来的上海兵大部分补充到第五十二团，达1000余名，为兄弟团五十三团、五十四团各输送去200多名，大大巩固和提高了战斗力，发展了人民抗日的武装力量。

　　当时，十八旅的文化水平，在全新四军里是比较高的，我们五十二团基本上没有文盲。在第一营里，高中毕业生就有30多名，还有个别大学生，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唱歌，出墙报，成立小皮球队，写诗歌、小说，画漫画。一到宿营地，就把墙报挂起来，使部队文化生活十分充实。

　　明日请看《我扛过的重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