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杨丽琼

　　这张照片让记者倒吸了一口冷气：黄土坑中，躺着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骸，头骨歪向左肩；一个皮肤白皙、相貌端庄的女孩儿蹲在近旁，右手拿一个小物件正贴着棺材板忙活。女孩儿的表情是平静从容的。

　　照片上的女孩儿名叫周莎，1981年生人。她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儿话告诉记者，这是在河南省新郑市的胡庄、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工地拍的。当时，她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胡庄考古工作队队员，正在给这个战国墓葬测量准确的方位。

　　考古工作常年奔波在荒郊野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璀璨的人类古代文明瑰宝，更有腐败的棺木和尸体，还有墓穴散发出来的异味，历来被认为是男性的行当，乐于涉足的女性寥寥无几。为什么这个“80后”北京女孩会跑到考古工作队里？

　　最近，周莎用了整整两个晚上，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故事。

　　1 “考古队总指挥说：像你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

　　2007年1月15日傍晚。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离春节只有1个月了，周莎独自登上南下的列车，离开了北京。第二天一早，她走出郑州火车站，先乘长途大巴，再乘小公共车，两个多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胡庄。呈现在她眼前的，是几十户农家小院和覆盖着白霜的大片麦苗。麦田中比足球场还大的一块地已被揭去了耕土层，裸露的黄土上，鼓着两个大坟包，这里是周莎将要开始工作的地方。

　　就这样，周莎告别了她在北京的网络工程师工作及一份不错的薪酬，告别了她在北京工业大学读的计算机专业，成为“胡庄考古工作队”里的唯一女性。

　　每天一早，周莎匆匆吃过早餐，扛上铁锹、锄头、洛阳铲，再背上一个大书包，就下工地了。书包里有卷尺、三角尺、钢棍、锤球、标签、绘图纸、文物袋、编织袋、竹签、手铲、刷子等等，这些工具一样都不能少。为了抵御田野的严寒，她先穿上羽绒服，外面再套上考古队发的绿军大衣。到工地的时间是7：30，中午回驻地吃饭稍事休息，马上又回来接着干，直到下午5时收工。在这里，周莎学会了生炉子，烧暖自己住的房间；习惯了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中，到工地临时搭建的厕所“方便”；也习惯了早餐没有牛奶豆浆，午晚餐总是吃“烩面”的伙食。

　　考古队周六周日不休息，除非刮大风下大雨，天天都要上工。周莎说，在工地，刮四五级风都不算什么，除非风刮得人站不稳，刮起的沙尘让人睁不开眼，才休息。寒冬的中原大地，西伯利亚冷空气三天两头南下，工地上的黄土被一层层刮起。入夏，太阳变得火辣辣的，脸被晒得很疼，汗水在衣服上留下道道白印。晚上，还要编写当天的发掘记录，画出墓葬平面图、出土器物平剖图等等，几乎都要忙到深夜。

　　“这个‘小北京’真能吃苦，做事认真。“考古队领队这样夸她。考古队总指挥则对她说：“现在像你这样的人没有了！”

　　2 “出青铜器，今天谁也别回去了！”

　　说起考古，周莎不时提到“探方”。她解释说，把考古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分工挖掘，这些正方格就叫“探方”。胡庄工地的探方为10米×10米，周莎领着20多个当地村民，在5个月里，一共挖了7个探方，其中最深的达4米多。挖的是春秋、战国、西汉时期的墓葬，共出土近30件文物，大件青铜器9件，是考古队里进展最快、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在这7个探方里还收了四五具尸骸及一些零散的人骨。

　　比起青铜器出土前的惊心动魄，吃苦受累生活艰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今年4月19日和28日，周莎负责的探方里两次有青铜器露头，按照规定，出土文物要先画好方位图才能起出来，这个工作往往一天做不完，保护探方里文物的安全就成了全队的首要任务。“领队说，今天谁也别回去了啊！”周莎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探照灯彻夜亮着，摄像头安上了，两条狼狗拉来了，对讲机也用上了；全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4人一组，手拿长达两三米的洛阳铲作为武器，在工地轮流巡逻值守。

　　早在来考古队前，周莎就听过种种考古危险的故事：文物贩子、盗墓贼到考古现场虎视眈眈，等挖掘差不多时和考古队抢文物；有时数百村民来哄抢，只好出动上百警察支援。记者问周莎，当时你害怕吗？她说：“气氛是很紧张的，但我不紧张。“每次她都参加夜间巡逻和值守。

　　3 寻访过近百座清代王爷坟

　　周莎能进入考古队工作，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她在考察墓葬、研究历史方面取得的成果，已为京城业内专家所关注。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已有了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三个头衔。

　　对历史和考古的浓厚兴趣始终伴随着周莎的成长，甚至发展到痴迷。大学毕业，周莎进入一家网络公司工作，但她实在割舍不掉自己喜好的历史和考古，便又参加成人高考，考入北师大历史系，学习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2006年3月，她牵头和北师大班上4名同学成立“承乾考察队”，用了近一年，实地考察了北京周边及天津、河北等地的近百座清代王爷坟，获得了王爷坟现状的最新资料。

　　关于王爷坟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周莎介绍：“清朝有十代帝王之子封了王位：努尔哈赤有子16个，皇太极有子11个，顺治帝有子8个，康熙帝有子35个，雍正帝有子10个，乾隆帝有子17个，嘉庆帝有子6个，道光帝有子9个，咸丰帝有子2个，后面3个皇帝没有儿子。直系皇子114个，加上旁系共有240多个王爷正式封爵。他们生前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显赫尊严，在北京城里留下了奢华的王府；死后按照规制安葬，在北京城周边形成了众多建筑规模仅次于清朝皇帝的陵墓，是研究清代帝王陵墓制度、皇族世系、宫廷生活史、文化史、建筑史及其他专门史的重要文物资料。”

　　在此之前，对王爷坟实地调查并形成专著的，仅有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员冯其利先生一人。以冯先生10年前出版的《清代王爷坟》一书为主要线索，“承乾考察队”每到周末和黄金周，背囊里就装满面包和矿泉水，乘坐公共汽车往郊区去，再步行找坟地。其中的三四十座王爷坟，是周莎独自1人去的，倒四五次公交车、走1个小时山路是常事。

　　到十王坟村考察，那里的王坟已踪迹全无，但周莎拣到一块青花瓷片。她看瓷残片“正面是八卦之一‘离’卦图案，背面款识为‘十’字款，且款后跳刀纹明显”，推测这是敦郡王府烧制的祭瓷，属雍正早期青花。拿回去请教故宫的专家，证实了她的判断是对的。考察中，她曾爬下８米长的木梯到黑咕隆咚的坟陵地宫，还曾趟入地宫中泡着的五六十厘米深的水中。一次，她从两米多高的陵墓井沿边掉了下去，幸好只是伤及皮肉。

　　在周莎的电脑里，已存有几万张王爷坟的照片，有时一座王爷坟她就拍回近千张照片，从整体到神道桥、墓碑、享殿、宫门、朝房、地宫、宝顶、石门、门簪、棺床及各种细部、雕刻图案，现存遗址，都一一拍下来。

　　今年10月底，周莎和冯其利先生合著的《重访清代王爷坟》一书将出版。这已是周莎的第二本专著了，她撰写的《清朝十二王》一书，2006年初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4 “我给自己取了个满文名字：墨尔根觉罗·永宁”

　　为什么年纪轻轻却选择投身考古？在大都市长大却乐于钻山野坟陵？在周莎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讲述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我很小就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蒙学十篇。10来岁开始看演义小说，《说唐演义全传》《大唐秦王词话》《隋炀帝演义》等十多种演义小说，一本本全看了。”

　　“小学六年级时，我又对评书产生了兴趣。高中时老师布置写一篇人物作文，大半个班的同学都写我，因为我每天午饭后总拿着小收音机听广播评书，而他们都在听CD机或随身听。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中华文明之光》节目，我每期都看。中学春游学校组织去长陵、定陵，我又对陵墓来了兴趣。15岁时，父亲带我跑遍了北京十三陵的所有陵墓。”

　　“读完演义小说，我开始读史。在我的书柜里，除了中华书局出的全套24史，还有三四十种关于陵墓和考古的书，都是我多年陆续购买的。我还从旧书网买典籍，如《三朝北盟会编》《康熙起居注》《大清会典》《大明会典》《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考古》《文物》《北京文博》等杂志，我一直都订阅。我们家至少从我爸爸的爷爷开始就在北京城里住了，祖祖辈辈没有满族血缘。但我喜欢清史，热爱满族文化，还自学了满语。两年前，北京一些满族人办了一个满语学习班，我周末就去和他们在一起，切磋交流满语。大家见面常用‘您吉祥’、‘给某某爷请安’打招呼。近几年，京城满族人过他们的民族节日颁金节时，我都去参加。”

　　“我认识的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氏后裔有20多人，包括康熙皇帝的十世外孙。我和他们经常聊一些清史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也给我讲自己家族的事，这些从史书上是很难找到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书法都相当不错，这次《重访清代王爷坟》的书名，就是清初八家铁帽王之一的顺承恭惠郡王十世孙、爱新觉罗·寿锟老师题写的。”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满文名：墨尔根觉罗·永宁，墨尔根是满语神箭手、聪明、睿智的意思；觉罗是封号，我觉得这能体现满族特色，所以自创了墨尔根觉罗的姓氏。永宁是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

　　“朋友们说我是‘另类80后’，或许我的爱好和做的事情与绝大部分人不同吧。我喜欢历史，喜欢考古，更喜欢陵墓考古，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去。人活着应该为社会做贡献，为后世子孙留点成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田园生活虽不可及，但脚踏实地做事并不难。见证历史的遗迹能对后来的人们有所启发，保护王陵也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传承中华文明，任重道远。”

　　为了准备北师大的考试，今年5月中旬周莎离开胡庄回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随即参与了文研所将要开始的京杭大运河河道考察的准备。

　　也许几十年后，中国的考古界里会出现一个名叫周莎的大家。如此热爱、执着，不怕吃苦，能不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大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