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路811号小红楼，原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门廊的玻璃华盖，用紫铜的骨子撑在那里，成为一把新月形的大伞。一株玉兰，粉白色的花瓣，颤巍巍地托在枝头上，空茫中，偶尔的，也有短短的一截子花香。

　　上世纪初，留声机是一个时髦的物件。大约从1921年起，百代唱片公司邀请名伶和明星进棚录音，制成蜡模，送往国外印制成唱片,再辗转返回中国销售，刺激了留声机和唱片制造业的发展。

　　都说小红楼里隐匿了无数妩媚的魂灵头。

　　1985年初春，我去小红楼。正待进门，恰逢作曲家黎锦光从里面出来。七十多岁了，高挑，白净，一副金丝边眼镜，衣服总是灰淡的，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有人与他说话，他必是局促不安，声音细薄得比如青衣的小嗓子。歌星白虹与他离婚，去了北京。黎锦光留下来，据说与保姆日久生情，结婚生子。

　　人的一生，原来也可以几句话就带过的。

　　黎锦光先生每天来，玉兰树下经过，身子单薄，如同一片叶子。

　　知道他是《夜来香》的作者，更是崇拜得很。他却敷衍道：“过去的事情了，没什么好说的。”

　　小红楼客厅的一壁，开一扇小门，通向厨房。黎锦光等一批老人在那里上班。名义是整理资料，其实只是混口饭吃。地上马赛克，冬天冷得不行，那些老人倒也不怕，穿了很厚的棉衣，双手插在袖笼里。也有禁不住的，在怀里揣一个热水袋。其中有一位名吴震者，曾是百代唱片公司公私合营时的首席代表，中西贯通，住淮海路，家里有点钱，送他去读铁路，希望工业救国。偏吴震喜爱音乐，读铁路的时候就票京剧。常有人来约他写上海唱片的历史。他拿得稿费，不隔夜的，去一家叫“新利查”西菜馆，点上一份奶油葡古鸡，一杯廉价红酒，自得其乐。

　　还有一位胖老头，邋里邋遢的样子，一根链子，吊着一大串的钥匙。一日三餐，只要有肉，便朗声大笑。笑声里有帕瓦罗蒂的高音。与他熟了，话亦多了起来。他年轻的时候，留学德国学习电器。回国后，在唱片公司掌控录音器材。他腰间的那些钥匙，锁着的，便是百代唱片公司留在上海的唱片母带。

　　80年代，在东南亚红了又红的明星李丽华来唱片公司访旧，迟暮之年，依然美丽得让人心动。李丽华的丈夫严俊与严华是叔侄，论辈分，李丽华自然要喊严华“叔叔”的。

　　严华是周璇的第一任丈夫。签离婚协议时，严华在浦东大厦一个写字间里签字，周璇在自己住所签名。冷淡至此。

　　公私合营后，严华在上海唱片公司车间里做工人。几十年了，斯文还是不改的。

　　李丽华的声音薄、甜，有戏曲的味道，她唱“树上小鸟啼”，嘴不自觉的撮成一个圆，柳眉轻盈的翻飞去了鬓角。

　　严华陪在一边，老是老了，风度还是在的。有板有眼地配唱，一样的眉目传情。毕竟是多日不唱的缘故，忽然一口痰上来。严华道：不好了，成了“痰派”了。

　　李丽华比如还是当年的小女孩，拿了一颗薄荷糖放到严华的嘴边，严华口里衔了糖，还用手帕点一点嘴唇，生怕沾了痕迹。无意间，露出一些当年文雅自恋的骨子。

　　录音结束，一起去衡山宾馆吃饭。

　　李丽华说，在外面，总是想起上海的。

　　在陈年往事里，李丽华对张爱玲十分仰慕。１９５２年，张爱玲从上海去了香港。李丽华希望张爱玲为她做编剧。再三游说，终于约定了见面的日子。那天下午，李丽华刻意装扮了自己，早早地来到了约会的宋家。张爱玲姗姗来迟。小坐片刻，推脱有事，轻盈告退，连事先预备的茶点也没有问津。

　　那一年，百代唱片公司也到了香港，重新找回陈蝶衣、姚敏等一班人写歌。可惜香港市民只懂得粤语，曾经在上海、东南亚一带流行的“时代曲”只能在逼仄的空间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