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造:从理想到寓言 聂小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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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人们批评香港“过去乏善可陈,未来触手不及;鲜有儒家文化,却不乏西方规矩。”而近些年来,人们却越来越从这座小小的城池中感受到最保守的力量和最新鲜的潮流各自影响又和平共处中产生的独特的魅力。香港回归的十年中,作为香港文化的重要载体,香港电影也有着长足的发展。从香港电影人代表杜琪峰所组建的银河映像的发展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其间的努力。 在今年受邀戛纳时,杜慨言:“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政府将香港治理得很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时代,电影让每个人都意识到香港在转变……香港电影有自己的特色,但最终还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要和内地的电影融合在一起。” 编者 在十年大庆之后,杜琪峰领导的银河映像依旧要回过头来做电影,“我才到达一个以自己理念为主的阶段,并不是市场主导,观众看不看,我已不理会了,自己想怎样拍就怎样拍,后来便成立了银河映像。”这是杜琪峰拉着韦家辉等人成立银河映像的初衷,是杜琪峰的理想,也是他得以坚持的理由。 无论从人生阅历、艺术造诣还是江湖地位,今天的杜琪峰早就不是当年香港无线艺人班里的那个杜琪峰。当年老师说他没有潜力做男一号,他就去当导演助理,和林岭东一起演衙门里的差役,老爷一拍惊堂木,他们就拿着个大棍子,抵着下巴,一起吼——威武!那时候电影于他而言,更像一种理想、一种梦想、一种可望能及却始终不是自己可以编织出的彩色衣裳。哪怕后来拍出了《阿郎的故事》,得了金像奖,博得了大票观众的掌声与眼泪,杜琪峰心底里却始终还是存在着对电影理想的迷茫。银河映像的第一部作品《一个字头的诞生》里龙二请相士算卦点出32岁是男人的关口,兴许便正是这种迷茫的影像外化。 从最初的迷茫到渐渐地长大、成熟,从马来西亚人游志达第一次做出《暗花》那样的作品将银河映像的风格定格在了一群“男人的世界”、“硬汉的世界”,杜琪峰从此念念不忘且更是将如此风格不断升华:《枪火》《暗战》《黑社会》《放·逐》《跟踪》《铁三角》,一个个铮铮铁骨的名字,一帧帧线条坚韧的形像浑然影幕之上。如果说整个十二年,银河映像一直在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延伸,那么《孤男寡女》《男歌女唱》《瘦身男女》《向左走,向右走》之类的都市言情片则是最为坚实的支撑,它们赚得了更多、更大众的票房,为银河映像“男人的理想”铺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2005年,从《黑社会》起,杜琪峰、游乃海等人开始从容地尝试起一种电影的寓言化写作。此时电影对他们来说,早已从理想变为了生活,犹如一件紧贴在身的毛衣,织了一辈子,也穿了一辈子。他们开始更富创意地给毛衣绣上图案,打上烙印:小镇、枪、情义、杀戮、宿命、黑帮……所有这些元素均一一渗透进电影里,伴着低低的视角与远远的描摹,银河映像作品的类型化彰显。“《黑社会》我用了一个大胆一点的角度,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但我想用这种理念去尝试。因为我觉得伟大的电影都是文学性比较高的,这就是我个人在拍摄电影阶段的转变。”而《铁三角》则更加实验,徐克、林岭东、杜琪峰甚至玩了一场接力游戏,尽管三个导演自成一段,然而整个电影的行文却依旧丝丝入扣、炉火纯青。自此,电影显然不再是杜琪峰一个人或者银河映像一群人遥远的理想,它将理想投射进现实,成为后来人眼中与脑海里的一幅幅画面、一个个故事、一则则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