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鸿召

　　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军事指挥权，转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回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送钱救命到中国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联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共党内以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代表名义，对社会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兰，绰号“牛轧糖”、“交通毛子”，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被引渡到南京，并传言将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这是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当时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每月活动经费为2.5万美元。佐尔格当即报告莫斯科，请求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为确保万无一失，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分头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佐尔格收到钱后，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爱因斯坦、萧伯纳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呼吁营救牛兰。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作为秘密交通员之一的奥托·布劳恩，即稍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他在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苏联军方情报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鲁格（即牛兰）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同他很熟悉。”

　　军事顾问的由来

　　李德到上海完成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一起，经常与中共中央领导层接触。“尤尔特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安排，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6月15日，牛兰在住处被捕。6月22日，向忠发在静安寺附近被捕，并于次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为总书记。

　　共产国际远东局1929年2月由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共及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等；其三是军事顾问，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共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习，帮助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还专门派出共产国际远东局长驻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工作。1931年9月，24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弗雷德）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这个指示意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相一致。鉴于共产国际的历任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证明是错误的，加之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苏联一度停止了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便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几经磋商，斯大林最终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继续派驻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担心以后的代表难免会像前任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提议，派驻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并且应当与以前的有所不同，第一，不宜再采取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6岁失怙，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读完小学课程，并获得奖学金，升入慕尼黑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应征参加一次大战，一度服务于德共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先后三次被捕，经组织营救越狱逃往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了他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1929年春，他进入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

　　他到中国的真实身份，是承担苏联军方情报工作。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场“钦差大臣”的悲喜剧，随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被收回军事指挥权。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教授军事课程。从瑞金到瓦窑堡、保安、延安，他在帮助建立红军大学，以及在军事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做出很大的贡献。

　　其间，他刚到中央苏区不久，33岁，时常龙性大发，“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在瑞金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女委员会，物色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广东籍女同志，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

　　1938年，李德与来延安的女演员李丽莲恋爱结婚。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胳臂跌伤，中央同意李德同机返回苏联。李丽莲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

　　后来这两位女同志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离开中国后的下落

　　回到莫斯科后，等待李德的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1939年12月，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审查依据材料是中共中央陆续送达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在中国写的检讨，并召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会议。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刘亚楼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苏区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亲历过反“围剿”之苦，遵义会议上批判李德因自己资格不够未能参加，现在正好有机会要把这个“洋顾问”瞎指挥的混账事全部抖落出来。

　　“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呆过的，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还会什么？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刘亚楼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气愤。

　　“什么鸟顾问，只会找女人，在‘独立房子’里逞威风，上了战场竟是草包一个！”因为带着切肤之痛，刘亚楼的嗓门大了，火也旺了。

　　会场上的苏联同志听了认为这些不算路线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任弼时马上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由周站起来说，刘亚楼同志发言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请大家谅解。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的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毛泽民发言中指出，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佛罗林对他摇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

　　接下来的会议，主持人让苏联和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也都发言，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但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他被分配在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参加将马、恩德文著作翻译成俄文的工作。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一度从事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并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迫于政治气候压力，他不情愿地回到东德，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他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向中共发难，并在《地平线》周刊上陆续刊载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纪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他忽然病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其为“一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的朋友”。

　　摘自《档案春秋》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