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宪纲

　　姐姐是老三届的知识青年。1968年12月，她告别襄樊，去了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她插秧、割麦、打场、挑稻、担粪，走几十里山路去砍柴……

　　姐姐下乡的地方并不远，就在谷城县茨河公社洪山大队四小队，离襄樊仅70多华里，一个不算偏僻的山村。但联系起来，却十分不便。平时主要是通信，一个往返，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可是遇到急事，特别是有了招工消息，得尽快告诉姐姐，就只有到邮电局打长途电话。

　　给姐姐打电话，都在晚上九点以后。当时父亲在“五七干校”，母亲白天上班，下了班还要政治学习，所以没法不晚。进了邮电局，得先填单子，写清楚对方的地址和姓名，交一元钱押金。营业员拨起电话机，要通谷城县邮电局的总机，然后就是等。

　　姐姐下乡的地方，只有大队部装有电话。大队部与四小队还有一段路程，喊人需要时间。有时候大队部没有人，或是有人又不愿跑老远去喊，总之，打通电话的时候很少。如果白等了一晚上，不打了，只退九毛钱，一毛钱是空号费，也就是手续费。

　　等电话是很无聊的，邮电局里，挂着一个大钟，滴滴答答地走着。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时间真是难熬。记忆中，总是天冷的时候在邮电局等电话。也许是这时的印象更加深刻。我不停地活动，东转转，西看看，到外面跺跺脚。母亲则静静地坐在那里，边等，边想心事。

　　等得心焦，免不了请营业员催一催。而营业员好像脾气都不大好，说话不耐烦：“不是刚催过吗，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

　　有时电话又没打通，只得回家。黑黢黢的街道上，不见一个人影。跟母亲默默往回走，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和母亲的叹息声。如果与姐姐通了电话，告诉她托了谁帮忙，什么单位在招工，让她到县城找什么人，眼前就好像充满了希望，母亲和我的心情就会格外地好。没月亮的夜晚也不觉得黑，边走边说，脚步也轻快，一会儿就到家了。那时我心中想：打通这个电话，姐姐就能招工回来。如果打不通这个电话，姐姐可就错过了这次机会，不知道还要呆到什么时候？一个知青组，七人走了五人，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屋子，变得空空荡荡。姐姐的心情，可想而知。

　　1972年9月21日，姐姐终于招工回城。只差三个月，姐姐下乡就整整四载。而我，在街办小厂上班已有两年。姐姐到家后，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母亲和我，再也不用到邮电局等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