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于1633年11月8日病逝以前，已被欧洲人士称作“徐上海”。那时上海仍属江南小县，因为出了个徐光启，也开始闻名西洋。

　　可是中国人至今没有忘记徐光启,并非因为他被基督教史称作“圣教三柱石”之首，而是因为他毕生致力于“富国利民”。

　　不是么？生于1562年的这位上海徐家汇人，虽然活了七十二岁，一生经历过晚明六个皇帝，但在前半生备历坎坷，直到四十三岁（1604）中进士，入翰林，才有机会展现他的抱负。他为中国做出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与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今年适逢《几何原本》中译本完成四百周年,海峡两岸学者都将举行研讨会以隆重纪念。过几天汇合于徐光启故里的中外专家，已准备由科学的、人文的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等不同角度，更深入地探究曾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上起过科学奠基作用的这部古典名著，由利、徐联手引入晚明中国的悠远历史意义。

　　说到欧洲文艺复兴，人们当然会想起恩格斯这样一段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晚明中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是否同步？这里不拟比较。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远过于欧洲，而同时代欧洲的社会分裂或权力腐败造成的历史困扰，在晚明同样存在。这一点，拙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及《几何原本》诸篇简介，多有讨论，不赘。

　　单看恩格斯设定的“巨人”尺度和所举例证，徐光启难道矮过那时代的欧洲同辈吗？不然。比如徐光启的《刻几何原本序》，特别强调科学无国界，应该首重“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普世性科学认知，不就证明他的思维能力已越出传统的庙堂“儒学”么？比如他力主邀集在华西洋专才改革历法，只考虑历法正确攸关生计与人心的稳定；比如他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和域外炮手，只因其可以有效地保卫帝国边疆；比如他被迫引退，仍潜心研究农学，留下举世罕匹的百科全书式《农政全书》，仅百折不挠地将原产美洲亚热带的高产粮食作物甘薯变成北国干旱贫瘠地域普适性作物一项，便创造了中国救荒史的奇迹；诸如此类的成就，不都表明他是晚明中国当之无愧的“巨人”么？用不着说与他同时的其他领域的同类人物，曾先后成串现身。

　　不过徐光启的品格节操尤其难得。晚明中国，照清末章太炎的形容，“一切都昏天黑地”。由此更凸显徐光启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他中年改宗西教，至死矢忠信仰。他追求“富国利民”，无论在朝在野都绝不消极。他认定党争祸国，唯以出仕能否济民决定进退。他清廉自守，终身苦贫而拒收合法的苞苴，晚年由内阁三辅而次辅，俗谓第一副宰相，死时京寓仅遗银一两、旧衣数件。难怪在他生前总好骂他的御史们，在他死后要求皇帝特谥他“文定”，“以愧贫墨者”。

　　草于徐光启去世374年忌辰前十日

　　明请读一篇《徐宋两家族，半部上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