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媒体曾就“你最反感的镜头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中国农民做过一次小调查，出人意料的是，农民朋友普遍反感有些摄影、摄像记者，一到要采访农村欣欣向荣的新闻时，就让他们对着镜头乐呵呵地数钞票。对于我这个教育记者来说，最不愿做的事，就是一说要减负了，便跑到校门口去截住中小学生，拿出弹簧秤，称称书包有多重。照相机咔咔作响，被访的学生却一头雾水。

　　书包重了，就意味着学业负担上升了，轻了，就表明减负政策落到了实处。这样的思维和管理方式，我想和逼着老农数钞票多少有些异曲同工。这不，最近某地教育局的“局长一号令”在全国引来了一片唏嘘。按该教育局的要求，全区小学、初中学生书包重量限制在学生体重的10%以内，并明确规定如果查到学生书包大大超重，还将追究校长的责任。多年前，我曾经写过本市某小学规定一年级学生不得背书包回家的减负新闻，央视获悉后也来跟踪报道，镜头记录下了放学后学生两手空空从校门口鱼贯而出的快乐场景。然而，好景不长，这项规定没实行多久也不了了之了。

　　教育界对减负一直有治标和治本之说。我不知道规定书包重量是属于治标还是治本。但我听到这则行政要求的第一反应是，它会带来一个很搞笑的现象，那就是越是胖的同学越不合算，越是瘦的同学想多塞几本书在书包里也难。

　　其实，我忧心的倒不是学生的书包有多重，有力气的同学，愿意在书包里多放几本课外读物，多塞进几个益智玩具，这又何妨呢？最近有一件事倒使我百思不解。今秋开学前后，上海市教委接连发出多道减负令，比如对毕业班每天只能上几节课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小学一二年级的作业量有严格的数量和时间限制，对教师的备课、上课、作业布置和考试评价等教学常规工作提出了30条改进意见。然而，我在与一些校长、教导主任谈及这些规定时，能严格按照市教委要求说出子丑寅卯的，很少很少。我纳闷，不知道是他们真不知道呢，还是压根就不想知道。

　　走笔到此，我突然有个建议，市教委能否在校长开会时，考一考校长们的减负政策知多少。我真想拍一张校长拿到考出高分的成绩单咯咯笑的照片，就像老农数钞票时乐开怀一般。这总比去硬要称学生的书包更有意义吧。           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