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讴 歌

　　诞生于20世纪初叶的北京协和医院,充满了医学与医学之外的传奇故事,在时间的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达到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在民间，“协和”两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协和医事》一书)

　　传奇协和，蕴含医事概念

　　1921年，当小洛克菲勒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纽约时报》说“他去了中国”。同行的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校长韦尔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访过中国，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

　　这一行人登上“亚洲快线”后，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书，其中一本是描写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作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乘客们被他的热情打动，特别是讲到现代科学的价值、西方医学如何助力中国文明、又如何适应中国需要而改良。但这些问题对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再熟悉不过。

　　他们乘了一个多月的轮船，到达中国。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饭店阳台上他们往东北望去，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组中国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汉白玉围栏，画栋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将创建的协和医学王国，老百姓传闻中的“油王府”。

　　协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她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知道协和。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而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上世纪40年代，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时提出的目标是：“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1951年，新政府接管协和时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们一定要把它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

　　协和的成长，充满了医学和医学之外的传奇故事。

　　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有了中国真正的护士学校。这里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根据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两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全世界；一位叫浦爱德的美国女人，来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社会链接，赋予医学以温情，许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此求职；一位叫兰安生的美国教授来到协和，给学生们讲“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他和中国人喝酒交朋友，带着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关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学生受到感召，毕业后去了农村，在定县创造了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

　　这所学校的办学，也成了独特的“协和现象”。曾经的巨大投入，在实施“淘汰制”、“宽进严出”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16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在校园里和医院里，它曾拥有一批医学大家，教学严格并带有强烈的启发式，鼓励学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着成长，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

　　90年后已是别样的时代。协和仍然矗立在沸腾生活中，呼吸着浑浊的现代空气。它锻造出来的第一代名医，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传，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医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医疗再次成为中国的尴尬问题。今天的协和，更像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现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虽然有人感叹，在数次中断、演化之后，协和已失去了一些内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门诊号就挂没了，仍然有一些协和人，拒绝平庸，保留着精英的自律，选择对病人最实惠的方案，仍然尽己可能维护着医患交流的正面形象。

　　准备一颗人文心、一副科学脑

　　林巧稚的医预科入学考试，后来经常有人提起。

　　1921年夏，林巧稚从厦门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次只招25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后来，协和医预科教育的大部分转入燕京大学时，入学考试内容“有些像现在的智力测验的内容，题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较高”，协和毕业生张之南，回忆他1949年的英文考试内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需会背原文，又要能译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生源质量，学生要先读完医预科。医预科是1910年著名的Flexner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医学生入学前要有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学习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到后来，美国医学生再入学前，基本都接受过本科教育，不论专业。

　　协和规定的医预科时间是三年，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本部学习前，打下扎实基础，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英语。这些课程如有可能，应在综合大学里完成。但在协和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综合大学还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协和的高标准，协和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办医预科。

　　据说，协和在为医预科物色教授时，除了从国外聘请，还试图去找那些“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同时兼有现代观点”的中国人。洛氏驻华医社的顾临推荐一位名叫胡适的人，他说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是哲学博士，中西兼通。当时胡适虽最终没有进入协和医预科教授的队伍，但后来却进了协和的董事会，参与决策协和的事务。

　　在总计205名自办医预科招收的学生中，后来有100名进了协和医学院，其中84名完成了协和五年医学课程，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严格的医预科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协和办学的一大特点。

　　一次高考决定八年学习方向和终身职业，往往会让一些学生不是真正认同未来的医生职业，在学医过程中感到“夹生的”矛盾和痛苦。而在过去的协和，这样的痛苦和矛盾会少很多，因为有三次“双向选择”。第一次双向选择是由高中考入综合大学医预系时。第二次是在第三年读完医预科之后，大部分同学考入协和，少部分同学因成绩或健康问题不能进入协和，就在原校继续读一年，然后毕业，获理学士学位。第三次是进入协和读完一年之后，有些学生同样因健康或成绩不良留级或退学，或由于个人意愿改变，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