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协和育人模式

　　考入协和医学本部后，便开始了医学生的征途。协和的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年的重头戏，是解剖、生化、生理学。日后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形象地描绘了自己经历过的协和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况：“早8时从宿舍到学校，12时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时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时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1时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时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时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时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在这里的及格线，不是60分，是75分。在评定成绩时，平时老师的考察和评估也占不少比重。一门学科的考试，除了进行笔试，还要口试和实验测验。考题不只重知识记忆，更看重融会贯通和思维能力。比如协和的生理学教授张锡钧、生化系的窦维廉、生理学家冯德培，每次讲课前会发给学生一张纸，上面写着问题，进行小测验。有的问题不是讲过的，也不是教授准备讲的，而是学生完全不熟悉的问题。1943年毕业的黄宛，在上细菌学课时，抽到了“病毒的物理化学性质”的问题。当时这门课还没开始，什么是病毒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呢?他去问导师，导师就告诉他，到图书馆去如何使用文献资料。结果，他看了近十年的100多篇文章，写出了一篇综述。

　　在病理解剖学这门课的成绩单上，除了考试成绩一栏外，还有一栏是分析能力的考核分：5，5-，4+，4-等。在考试时有这么一道题：“线绳系在手指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多数答：被绑住的手指发生淤血性坏死，结果他们都不及格。老师对这些学生说：只答对了三分之一，因为少答了两条。第一条可能是：当线绳松松地系在手指上，不压迫静脉也不压迫动脉，则没有任何后果；第二条可能是，如果线绳很紧地绑在手指上，既阻断了静脉，也阻断了动脉，则会发生手指的缺血性坏死，即干性坏疽。而大多数学生的回答，仅仅是第三条可能：压迫了静脉血管而不阻断动脉的情况。这个试题，其实是为了考查学生对于动脉压和静脉压的深入理解。

　　“协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医学生毕业了，学习之路仍没有终止，更确切地说是终身学习。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实行的是临床住院医师制度，每年聘一次。三四年后有机会当上总住院医师。因名额有限，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聘上。当时的协和医院崇尚先进的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讲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毕业后在继续完成了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后，王季午被聘为内科住院总医师。这是个非常荣耀和锻炼人的职位。在他之前，已有十位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有医学大家张孝骞、钟惠澜、刘十豪、邓家栋、谢少文。

　　在老协和的8年制学习中，还实行一种残酷的“淘汰制”。最明显的淘汰有两次，一次是投考协和的学生，先读完3年医预科，经过考试，结合医预科的各门功课成绩和老师评语，决定是否能够录取进协和本部，成为医学生；第二次是进入本部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绩差、身体差等被淘汰的常占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期间，也有因兴趣转移、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学习情况而退出医学领域的。

　　在协和，还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协和人的紧张生活，这就是“协和脸”。因为协和人学习紧张，压力大，久不见天日。吴英恺初到协和医院，就描述了这张“协和脸”——“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那时做住院医师，成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协和的考试，75分是及格线，也是学生们的“生死线”。临床考试只有极少数能拿到90分，85分就很优秀了，成绩不合格的就有可能留级或被退学。这种看上去无情、残酷的“淘汰制”，为的是尽可能筛选出可成为医学大家的精品，虽然淘汰标准也未必公允。

　　对于那些在“淘汰”中留下来的优秀生，协和的奖励倒也毫不吝惜，以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在医学生一二三年级结束时，每年评选出两名优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学费100元。每年毕业班中最优秀的学生，还能获一笔高达400美元的文海奖学金。文海是早年协和医学堂的一位美籍教会医生Walter A．Hawley，他捐出全部财产，作为对协和最优秀毕业生的奖励。1933届的邓家栋，就用这笔奖金还清了上协和的欠债。1929年，林巧稚也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文海奖”获得者。在当时，这笔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老协和的“淘汰制”，对很多学生是一种无形压力，对那些能在压力下生存的学生来说，激发的则是竞争，激发的是向上的气氛。在吴阶平上到五年级时，“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竞争不只表现在学生、青年医师中间，教授之间亦不例外。一些教授继续留任，另一些聘期满则离开了协和。抗战初期的妇产科主任惠特克，不把门诊和住院病人放在心上，只顾在实验室搞研究，还挖苦林巧稚：“你以为拉拉病人的手，给病人擦擦汗，就能当教授吗?”当他任职期满，协和没有再续签聘约，而遭惠特克讥讽的林巧稚在这一年被聘为妇产科主任。

　　在协和，学习负担很重，可学习条件也很好，在生活细节上堪称爱护备至。

　　老协和人回忆上学时“衣服自己不用洗，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学生宿舍有一个相当大的休息室，有地毯、沙发和几张桥牌桌，有一部很好的留声机和一台很大的两波段收音机。“书架上有当日的报纸、很多英文小说和美国《生活》画报《时代》杂志等。晚饭后，大家都愿到这里玩一会儿。另有一个健身房，有许多锻炼身体的器械，不过，同学们功课太紧张了，去的人不多。”

　　入学时及上学期间，有定期健康检查、X光透视照片等，诊断治疗及住院都免费。身体瘦弱者可免费供应鱼肝油。学校提倡体育活动，有课间操，缺操的或出操不认真的要被低声问姓名。学校里有网球场和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但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平时很少进行体育活动。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二三十年代，到了周末假日，学校还派车送学生去郊外风景区郊游，以增强体质。

　　关于协和的宽进严出、培养人数少，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1914年着手准备到1917年开始招收医预科学生，协和坚持“优中选优”，选出真正立志从医的学生。前后大约十年的艰辛努力，换来的第一届协和毕业生只有三人。这并没有让洛克菲勒基金会感到回报无着，相反在压力面前，坚持的仍然是精品打造。到了后来，即使招收学生增多，整个学校的学生总数加起来也常不足100人。校园里的老师比学生多，是一个稀松平常的现象。协和老师们已经习惯去带领这支以一当千的精锐之师。

　　协和师道，照亮校园

　　奥斯勒的《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我的记忆里，每一位老师的言教与身教，无不真诚而鲜活，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一盏明灯。”他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跟大师接触，接其薪火，受其光照，或许从此茅塞顿开。

　　老协和对于进入本部学习的学生，实行的是“导师制”。因为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师资力量雄厚，在学生初入临床打基础时，“导师制”的高度个体化教育形式，实现了“因材施教，精雕细刻”。据说在情况与“老协和”相仿的规模小、定位精英教育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本科生时期也实行导师制。那些“真诚而鲜活”的师道，照亮了这些名校的校园，是年轻人前行的明灯。

　　1942年毕业的须毓筹，在协和本部二年级的导师是谢少文，三年级的内科导师则是王叔威。谢少文早期攻内科，后改为细菌学，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有渊博的基础医学知识，讲课深入浅出易懂易记。“二年级时我学写医学论文，谢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查资料、记笔记、做卡片、列论文提纲，随时回答我的问题并对我指点……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猩红热的预防》。我查阅了许多参考资料，写了初稿，此时正值谢老师要出国考察。临行前，他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初稿，逐段地批示，最后给了一个启发性和鼓励性的评语。”

　　而她在三年级的导师王叔威，“博学多能，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经常带我去病房检查分配给我的病人，核对我写的病历，复查体征。发现问题时，让我进一步询问病史，重新写病历。核对体检时，仔细而严格地教我视、触、叩、听的正确方法，启发我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经常教导我要整体地看问题，通过现象分析内在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病人身上，最好用一种病解释所有的主要症状和体征，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牵强附会。当他为病人作检查时，处处体现了对病人疾苦体贴人微的关心和严谨的医疗作风。他严肃而慈祥，鼓励我提问，他说：最好的学生，应该是最会提问的人，他希望我问得他答不出来。但当我提问后，他往往不是直接地解答，而是反过来问我几个启发性的问题，或给我指出一些参考文献，让我自己找答案。偶尔他会谦虚而坦率地说抱歉，让我回去查查书，下次答复你。”

　　在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念》中，提到大学中存在的三种教育模式：一是经院式，二是学徒式，三是苏格拉底式。

　　在学徒式中，学生感觉到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力量。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他们施加着绝对的影响。

　　在苏格拉底式中，教育是一种“助产术”，帮助学生发掘他自身的潜能和力量。他被唤醒，意识到自身的潜力，他的前进动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源于自身。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浮现出真实的自我。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教授和学生之间的结合含有某种苏格拉底式的平等意味，双方所看重的是标准的一致，而非权威上的等级。真正决定一个人权威的，是非凡的才智，而非无知的平庸。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听命于一个共同的职责，彼此召唤以期达到思想与技巧的最高境界。我们的敌人是自鸣得意的满足和庸俗的姿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接近那些为我们所崇拜的人。对那些以自身存在对我们产生巨大感召力的伟人的热爱，引领着我们飞升。”

　　协和的“导师制”既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式，也有师徒中的“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起作用的形式。

　　关于协和医学生的导师，一个常被学生们提起的事情就是初写病历时，连改十几次才能通过，最后常常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张安教授是1943届毕业生，他对当年写的第一份病历记忆犹新：写完后，交给导师钟惠澜。钟惠澜用红笔批阅，最后，通篇已经没有几个字是原来的了。但三份病历下来，钟教授的批改越来越少。

　　1953年秋，胡天圣在协和医院内科见习，邓家栋是他的导师。每两周，内科总住院医师交给他一个病人，他问病史、体格检查、化验检查、写好病历后，交给导师，然后由导师安排时间进行个别辅导。第一份病历完成后，他应约来到邓家栋办公室。邓家栋说：“你的病历写得很好，我们到病房看病人去。”在床边，导师向病人询问出了一些胡天圣没问出来的病史。当时这个病人有两个重要阳性体征：脾大及心前区有杂音。这令胡天圣的脸上火辣辣的。

　　邓家栋对病人体检后说：“脾刚可触及，你作为医学生，就能摸到，这很好。请你听听心前区有杂音，形容给我听。”

　　胡天圣听了三次，没能听准确。

　　邓家栋鼓励道：“再听听，我相信你能听出来。”

　　听完第五次后，胡天圣说：“这是二尖瓣闭锁不全吹风性辘辘样杂音。”

　　邓家栋说：“对啦，回办公室去。”回到办公室后，他表扬胡天圣：“今天对你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我看了表，不到5分钟，你终于听对了杂音，这比叫你跟着我听十个不同病人的杂音还强，因为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希望你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天圣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眼科专家。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协和医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