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

　　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不像解说具体比赛那样有灵活性，可随意发挥、游刃有余。解说比赛，专业上说错了可以重来，一句话没说利落可以再说；但在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往往涉及到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称，它的综合因素很多，影响力极大。一旦说错，常常有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因此，当你坐在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或闭幕式的解说席上，你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出错。作为我个人而言，在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解说上，声音和经验是我最倚仗的条件。在我们这一代，甚至包括我们后一代的体育解说员和播音员里，我的声音偏高，穿透力更强，更具磁性，在大场面上往往更能体现气宇轩昂、大气磅礴、充满震撼力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从1981年进台迄今在各种大赛中获得的经验。让我懂得在大场面上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把握局面，我知道怎样从开始安然平稳过渡，把每一个环节起承转合，直到结束。

　　能在现场见证和解说大型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心情肯定很激动，但你必须时刻了解自己的角色。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很多人曾经担任过大型运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解说。自从我开始担当这个角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那样的大场面下，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哪怕微小的错误。像我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不多。

　　199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天津举行。中央电视台负责现场直播，由天津电视台负责制作信号。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指派我去转播开幕式。因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要亲临现场，在开幕式一开始，就由我来播报到现场的国家领导人的职位和姓名。虽然那只是照本宣科，但神经绝对高度紧张，不能出半点差错。我念道：“今天亲临现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江主席就起立向全场观众致意，所有人依此类推。直到开幕式结束，终于长出一口气。有个朋友过来拍着我肩膀，乐着说：“孙哥，能让国家主席起立，全中国也就你一人呀。”刚刚从紧张气氛中释怀的我闻言大笑。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孙开闭”这个称呼也挺有意思。

　　1981年3月，我正式调回了北京，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结束了长达13年的山西插队、上学、工作和生活。

　　从17岁到30岁，我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登上太原的火车，仿佛就像当年离开北京一样，朋友、同事和学生约30人到车站送行，不过此时的心情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真是天壤之别。隆隆的列车驶向了北京，我向后远远地张望，山西的一切令我百感交集。

　　在我调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不但没有体育中心，连体育部都没有。只有一个做体育节目的体育组，从行政上划归社教部，节目量也很小，每星期只有一次15分钟的《体育之窗》，偶尔有一场比赛的转播。我是来体育组工作的第8个人，在我之前的7个人里，现在只有2个人和我一样仍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岗位上。当初的老主任张家诚早已经退休，副主任冯一平、王兴华、李凯也退休了，卢宜讯去了美国，曾经去我们家了解情况的王宗智导演已经去世。现在还在位的两位，一位是哈国英导演，一位是编辑王嘉玲。

　　我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体育解说员和播音员。当时宋世雄老师的人事关系仍然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是1984年才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的。在那之前，中央电视台常常借宋老师来转播比赛。那时，电视台和电台常常一起转播实况，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解说特点和艺术区分得那么明显。宋老师在转播之前呼台号，一般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刚入台的那阵子，我像所有初来乍到的新生一样什么都干，提包、打杂、打灯光。在农村插过队的人，肯定不会怕苦怕累，能学就学，能看就看。每天上了班，我先看看有什么任务，没有我就扫地，打开水，真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