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伟志

　　我母亲名不见经传。她生于20世纪初，活了近百岁，2003年12月病逝于郑州姐姐家。母亲有文化，但文化不高；她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投身革命；她一生热爱共产党，但从未写过入党申请报告。从宏观上看，母亲是中国亿万母亲中一位很普通、很普通的母亲，但在我们姊弟四人眼里，她又是一位很不平凡的母亲，很了不起的母亲！

　　苏维埃为母亲作媒

　　母亲与父亲的结合并不门当户对。我们邓家很穷，是一个由富变穷的家庭。曾祖父是当地名医。有次，邻县的县太爷请他看病，他没看好，死了。县太爷的家属以及衙门的人就诬陷曾祖父有意害死了县太爷。因为他对权势人物一向不阿谀逢迎，那就更像有了害死县太爷的迹象，于是就打起了官司。尽管也有人为曾祖父伸张正义，特别是有几位医生仗义执言为曾祖父辩护，断定曾祖用药正确，可是，在清末官场腐败那年头，最后还是判曾祖父有罪。判什么刑罚呢？听祖母说，叫“穿红绣鞋”，就是强迫曾祖父在烧红的12块铁板上走。为了这场官司，家里的土地差不多变卖光了。家境从此败落。

　　耕地卖光了，宅基地还是有的。我们家的宅基地比别人的高，因此，周围的人称我们村庄为“邓台子”。过去，在我们那里常闹水灾，台子高是富裕的象征。台子四周有高大的枣树、柿子树、紫藤。听说台子上面过去全是房子，可是我所见到的是，只在南头有六间房子，北边是果树。台子西边有个小菜园。我们称它为“西小园”。

　　嗨！就是这样一个地形被萧县的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看中了。台子高，望得远，是天然的瞭望台。南边有芦苇塘可以作为撤走的水路。开会、活动不在家里，就在西小园里。于是，萧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萧县苏维埃就是在我家西小园里成立的。

　　萧县苏维埃主席纵翰民常在这里活动。他领导下的骨干其中就有我父亲、叔父，还有距离我家只有半里路的薛庄的许大脚等人。

　　我父亲为什么会投身革命呢？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穷，穷则思变；再就是有文化。家里穷了以后，是读不起书的。可是，我们变穷了，亲戚并没变穷。就在薛庄的东头，有一家姓刘的，叫刘汉川，字云昭（建国后为扬州市政协副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是我父亲的姨表哥。他兄弟三个，刘云昭排行老大。我称呼他表大爷。表大爷家是大地主，大官僚，但是他颇有正义感。他在河南当县长时，春节宴请一百多乞丐。酒足饭饱以后，他再开口动员乞丐自食其力。他在当国民党江苏省法院院长时，曾审判过蒋介石的亲信，也有人说是审判蒋的秘书，得罪过蒋介石。因为他在徐州八县有影响，李宗仁当淮海省主席时，还专门到薛庄来给他祖母(即我曾祖母的姐姐)祝寿。表大爷替我们当家，叫我年仅十多岁的伯父不要上学，种田养家，叫我父亲和叔父上学，学费由表大爷资助。

　　这样，父亲读到了高师，接受了新思想。1925年父亲邓果白（父亲名文昌，号果白，有时化名‘戈北’，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化名），被山东或者是江苏的党组织看中，送到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在瞿秋白等任教的社会学系读书，并在上海大学经戴盆天（上个世纪80年代，我认识了20年代也进过上海大学、后任党中央总书记秘书的张纪安老人，他说戴盆天早在20年代就牺牲了。）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被送到毛泽东任所长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继而又参加北伐。1930年前被派到苏州，执行立三路线，组织苏州暴动。失败后，纵横断线，沿途讨饭回家，便在纵翰民带领下组织农民暴动，并与纵翰民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样，经多人说合、介绍，父亲便与纵翰民的妹妹纵舒民结了婚。用老一辈与父母开玩笑的话来说，是“苏维埃作媒”，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带头放足之后

　　母亲出身当地名门。她的祖父，也就是我的老外爷爷是个贡生，也有人说是举人，家里田连阡陌。我外祖父兄妹十人，他是老大，人称他“大先生”。

　　外祖可能是出生于1880年。他能写一手好诗，还改编过《西厢记》。“五四”运动时，他这擅长文言的人，却提倡白话。他懂旧学，却大办新学。他当过洋学堂的校长，又当过县师范的校长。办新学，就是不仅讲文史，还要开数理化课程。这一点在他们新学派中没有分歧。我外祖父新了还要更新。他进一步主张在校开音乐、体育课，于是遭到新学、旧学的共同反对。

　　外祖这个村叫纵瓦房，有很多姓纵的大地主。“纵瓦房”顾名思义，住瓦房的多，住茅草房的少。母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而骄的村庄里。母亲有四个叔父上过大学。外祖的妹妹、弟弟多是地主（家长是自由职业者——教师），唯独我外祖父在土改划成份时，不是地主，是小土地出租者。原因就是外祖父卖地教书，卖地供子女读书。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外祖却革故鼎新，大胆地让母亲和姨母放足。听母亲说她只裹了几个月的脚，外祖母就不让她裹了。母亲带头放足之后，接着就是被放出去读书。在那个有充裕条件读私塾的家庭里，外祖父把他的四个子女，即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姨母，还有我母亲，全都送出去念书。母亲幸运地成了村上同龄女性中的文化人。

　　流离失所的抗属

　　我1938出生的时候，家乡萧县刚刚沦陷。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我的家乡四省交界，号称“五省通衢”，在抗战中属于“拉锯区”。津浦铁路、陇海铁路都经过我们萧县。津浦线被日本鬼子占据了，可是，路东、路西都有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陇海路也被日本鬼子控制，只是它根本控制不住。路北为八路军，路南为新四军。我父亲所在部队，时而为正规部队，时而为地方游击队，时而归新四军，时而属八路军。当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摩擦。我们一个县，还分南政府，北政府，可谓“一县两制”。我记不清南北怎么区分的了，好像北政府是共产党，南政府是国民党。什么是“拉锯区”？那就是说，一会儿日本鬼子和汉奸来了，一会儿日本鬼子和汉奸又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走了以后，可能是国民党来了，也可能是共产党来了。有时候，白天是国民党统治，晚上就是共产党领导。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

　　生活在“拉锯区”，藏，不知往哪里藏；走，不知往哪里走。不知道往哪里走，也得走。为了藏，必须走。走，有时有党的人带着我们走，有时没有党的人指引，母亲就根据自己的判断，领我们走，马不停蹄地到处走：豫皖苏边、苏鲁豫皖边，我们都走过。有时骑着毛驴走，有时用平车（上海叫“黄鱼车”）拉着我们走，有时用扁担挑着我走。在我六、七岁时，母亲就拖着我自己走。我现在还能记得，路走多了以后，脚底心绷得很紧，像有一把弓撑着一般地痛。我走不动，不肯走，母亲有时吓唬我快走：“鬼子就在后头，还不快走！”有时就哄着我快走：“前边有卖花生的，快走！等一会给你买花生吃。”

　　已不记得是在什么村了，也许是丁里集吧！村南头有一个“十字”路口，有位卖花生的老大娘。我每次跟着母亲路过她跟前，她总要主动提出抱我一下，并且抓一把花生塞给我，不收钱。我当时只顾吃，只为有人说我好看而兴奋，没有多想。解放以后，那卖花生的大娘，有一天来看我的母亲，说她已经当上了区妇女主任。我这才知道她原来是党的地下交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