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条消息让我等公民读来特别有力。一条来自深圳，申领驾照必须通过驾校报名，随着深圳市民樵彬打赢和车管所的官司，这一不合理惯例有望成为历史。再就是厦门一位市民以公交车超标排放尾气影响自己健康为由，将厦门3家公交公司告上法庭，并提出索赔人民币1元。

　　他们以诉讼提起的那些问题，都是一些我们因缺乏勇气不敢提出的问题，因为害怕麻烦不愿较真的问题，因为缺乏权利感不知道捍卫的利益，因为缺乏公共观念而不想耗费时间、精力代公众发问的问题，或者因为已经习以为常而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们的大声质问，颠覆着一些看似常识的谬误，把公共生活中许多公众习以为常、不易被察觉的“不公”提上合法性审判的法庭，扩展着公众的权利边界。

　　比如，开车上路得持有驾照，上完驾校后才能考驾照，这已成为公众习以为常的东西，没有人质疑过这个规定——没想到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迷局下违法的捆绑。法律并没有规定公民必须有“驾校学习记录”才能考驾照，公民原本有权利像自学考大学那样自己选择怎样学驾驶技术的。正是公民樵彬的诉讼，颠覆了一个侵犯公众权利数年之久的所谓常识。

　　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法律发展的滞后，社会中沉淀着许多似乎是约定俗成而实际蕴藏着“不公”的惯例，酒店中午12点结账、空调车不开空调、收费厕所没发票、火车餐车无发票、交了养路费还要收路边停车费等等，这些规定其实未必合理，但很少有人会反思这些惯例，即使意识到了不合理也不会表达出来。

　　感谢那些敢于大声质问的公民楷模，他们挑战了一些既有惯例的合法性，使人们也从经济利益中抬起头来关注着公众的权利，更使公共权力时时保持着对公民理性的敬畏。如果某种权力或规定缺乏合法和合理性，总有一天会被公民推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和公意的审判。   东方早报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