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刀那天，家里来了好几个人。两位小姑反复安慰我：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我乐了：我好像没有时间担心害怕。

　　是的。周一进医院，周三开刀。眼下还一切正常的我自然不甘这么早就成了病人。随身带了一本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

　　等到打开一看，就知道我是带错了书。住院开刀，一般都是带本轻松愉快的书消遣消遣的。可这本书，一开头就讲莱辛，以后陆续讲到的有本雅明、雅斯贝尔斯、布莱希特、罗莎·卢森堡……这些在哲学、文学、戏剧、国际共运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人物，哪一个都跟“轻松愉快”搭不上边，更何况作者自己就是一个哲学家。

　　这些人物被作者安置在她称之为“黑暗年代”的时间里加以分析。而作者对于“黑暗年代”的定义是这样的：“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

　　等到读到这样的文字之后，我开始被吸引。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承诺：努力攀登到绝顶，你会收获到巨大的快乐——谁说思想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呢？

　　接下来的时间里，除了遵医嘱做了几个检查外，我就在病床上努力攻读了。笔记本上的空页很快就被洋洋洒洒的摘录填满。因为激动，因为觉得重要的、让人醍醐灌顶的段落实在太多，生怕埋没了它们，于是就交替使用红蓝双色钢笔，以便让每一段文字都显得弹眼落睛。那个时候的我，简直忙得一塌糊涂，哪有时间担心害怕？

　　想起做体检的那两天，我带去的是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我想，我之所以对体检结果有些麻木，也跟那本书有关。那两天里，我的心思都在书上了。作者援引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话说：20世纪“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则说：“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我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认识，盲点实在太多。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弄清时代的本质，弄清人跟时代的关系，差不多就是基础中的基础。我被这样的急迫和渴求支使着，反而把自己身体中的隐患忽略了。

　　再一说，我既然已经进了最好的医院，找到了最好的医生（用好友林华的话来说，就是“一下子进入了事情的核心部分”），那么，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最理想的解决程序中，我就不要再费心了。

　　当手术室的担架车来到病房时，我几乎是一跃而上，然后开玩笑地对着亲友用川沙口音讲了声：“再会”，便被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