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来谁把霜扑醉，总是离人泪。”——这词句简直似乎专为我写的。我和北京香山红叶，有着前世今生的孽缘。

　　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们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这是我对孩儿爸的承诺。7月15日他从上海急救送北京医院时就说：“这回可能赶上去香山看红叶了。脚踩在凋落满地的残叶上感觉真让人深思难忘。”平常人看枝头红叶，他却欣赏遍地残枝。

　　10月10日夜未央，赵丹像一片红叶离开枝头，去了。由于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招惹高层的批评。难得的特殊的身后哀荣为他隆重送葬，丧事在复杂的境界中办完。我对身后的三个小的孩子橘、佐、劲说：“咱们去香山散散心，让你爸爸放心吧。把堂弟黄河清也叫着，拍些照片给你爸爸烧去。”

　　已经11月下旬，上山看红叶的热潮已渐息渐冷。我们换上初冬的旅游装，戴上花格子围巾上山了，有说有笑，还蒙起我眼睛玩捉迷藏。若不是胳膊上还缠着黑纱笼，谁想到这是些刚刚死了亲人的孀妇和孤儿呢。我对孩子说咱们赶早回程吧，游人是小拨来大拨回，晚些人多会找不到出租车的。有条件坐出租，却不得不挤公共汽车，把游兴都挤掉了。连小劲都20岁了。他们陪着“肥老胖”（“文革”后阿丹给我起的绰号）妈妈玩了半日，小脑子里又想些什么呢？

　　归途中，有些倦了，坐舒服了闭上眼，眼里还是满山红叶——那是1943年的红叶，我18岁，第一次结婚。我和新郎郭元同（艺名异方）约好，婚后即设法翻过山头，去投奔冀东游击队，去找陶声垂（燕京大学同学，游击队负责人）。

　　元同的家，就住在香山一棵松。婆婆给了我们一座小三合院，院里的无核红枣已挂果能吃了。元同安顿我跟他母亲弟弟熟稔后，就自己下山订礼堂、发喜帖等等等等婚事之必需。我就收拾小三合院，除杂草、扫顶篷、擦玻璃、糊上半截窗糊纸，请邻居全合人（有丈夫儿女的福气人）来缝新被，缝四角挂着枣（早）、栗子（立子）、花生（插花生男又生女）的双人大被。

　　喜期近，待我下山后，方知郭元同已病倒在他舅舅的诊所里，他病得脱了形，说是心脏病。可是请亲友的帖子全已发出，六国饭店礼堂已订好，牧师也请了。郭家决定婚礼照常举行。元同在喜辰理了发、刮了胡子，被搀到礼堂，说完“我愿意”之后，就被扶走了。没有新郎的喜宴照常举行，照样划拳闹酒，我也被灌了几杯二锅头才放回。我们只举行了婚礼并未圆房，舅舅为我在舅妈屋里准备了笔墨纸砚解闷。18天后，郭元同被上帝召往异方彼岸，他归天了。郭家早已准备好寿衣、棺材。灵柩抬往香山公主坟，一路上风吹红叶纷纷坠落在我的灰呢压韭菜白边的孝服上，游人嬉闹如常，真格是人生如叶。不管你是红叶、黄叶、绿叶，终归要落下来的。有谁真是不落叶松呢。

　　人生如叶，我爱红叶。

　　我爱红叶盛期夺人的冶艳和逼人的热烈。

　　我爱凋零期红叶无限的风韵和醉人的诗情。

　　我爱红叶落地坦荡荡的层层枯枝，踩着它们，它们轻轻应答着，飘散着令人消魂的美妙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