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珍藏着一本巴掌大的地图册。这本地图册是笔者在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取得的。

　　那是1966年10月，机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组，下乡检查二季晚稻田间管理和红花草播种情况。我们一行4人来到枫田人民公社，接洽之后，文书把我们安排在公社楼上客房住宿。

　　公社办公楼是一幢老民居。所谓客房，其实是楼上半边的通间，约莫有40多平方米，临窗边有4张木架床，后半部全都堆的是旧书，起码有1米半高，一看就知道是“破四旧”抄来的东西。对于从小就爱书的我，这自然很有吸引力。我把挎包一放，就去翻看那堆旧书。这一翻非同小可，我发现这些书竟然全部是从罗隆基家里抄来的。

　　罗隆基先生是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192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是我国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共产党的诤友。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运动中，罗隆基被错定为“章罗联盟”，成了全国顶尖的大右派，从此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65年12月7日，他溘然长逝于北京安东大街的寓所。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枫田公社与所在大队组织人员到他家抄家，因罗的父母早已过世，四兄弟全部在外求学工作，家中只有一位年过花甲的寡居婶母。家徒四壁，生活窘迫，什么也没有抄到，只抄到这一拖拉机的书。

　　自从与这批旧书“同居”之后，我每次从生产队或田间回来，都要在旧书堆里翻翻看看。我发现这堆书大致有这么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罗家祖传的线装古书；另一部分是罗隆基赴美国留学前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课本、书籍、作业、论文以及《清华周刊》《新青年》《努力周刊》《向导》等一大批杂志；还有一部分是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后，民盟正副主席张澜、罗隆基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长期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罗托人买回来的一批书籍以及国共和谈的一些文稿和民盟的有关资料文件。我当时很年轻，从没有见过解放前的书籍、杂志、作业、文稿之类的东西，很多看不大懂，但感到很新奇，知道很珍贵。我看到罗隆基当时所用的作业本，又大又长又厚，绿色的方格，横格也特别大，全用毛笔书写，老师用朱红批改作业。当看到“多一字走样，少一字差劲”之类的批语时，心底油然产生对这位出自家乡少年才子的钦佩。当时我真想选几本带回来收藏，但反复权衡，还是不敢冒这个风险。

　　“这是些什么书呀，你老是去翻它。”一天，带队的刘组长问我。

　　“从罗隆基家里抄来的。”我惶惶地回答。

　　“罗隆基的书你也去翻？”刘组长大叫起来。“罗隆基是全国最大的右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知道吗，看他的书，小心中毒！”

　　“不！这里还有一些进步书刊呢。”我一边解释，一边选出《新青年》和《向导》等杂志给他看封面。

　　刘组长用手一扬：“别看了，小周，你还年轻。你知道《新青年》是谁创办的吗？就是那个差点葬送中国革命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办的。再说，像罗隆基这种人，他会读革命的书吗？那是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惯用伎俩，‘打着红旗反红旗’！”

　　刘组长有一定文化，懂得国家大事，时下又是机关的革命左派，很吃香。经过他的这番“教育”，我再也不敢去翻那堆旧书了。

　　这些书当时为什么没有烧掉呢？据说是因为有位公社领导想把它当作罪证，在全公社搞“阶级教育巡回展览”才暂时留下的。后经讨论又觉得不妥，这么多的“大毒草”如果管理不好，会在社会上产生“流毒”，两个多月后就将这批书“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但就在这之前，我们工作组完成了任务。离开公社那天，我壮着胆子在书堆里“偷”了这本小地图册藏在裤袋里。我想，它是工具书，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会很大。

　　这本地图册叫《袖珍中国分省新图》，蓝色平布封皮，银色烫字，上海大陆舆地学社1948年3月出版发行。分色图面，比例准确，地名标至重点乡村，每幅图都有文字说明，这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还是相当先进的，对于了解当时国内的行政区划、政治、经济、文化、物产也有一定价值。它的原主人是罗隆基先生，乃劫后遗存之物，现在其意义远超过地图册本身，所以我一直珍藏着它。